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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研究 一、关于金融本源 人类社会早期的金融活动源于各种形式的信用，而这些信用活动通常本身就是商品生产与流通的一个环节，最典型的莫过于商业信用：信用活动与商品交易是同步进行的。由于交易的一方遇到资金方面的问题，交易的另一方通过提供信用的方式使得商品交易完成，价值与使用价值得以实现，商品从流通领域顺利进入消费领域。由此可见，正是因为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需要，产生了信用活动（当信用活动愈来愈货币化之后我们称之为金融活动），此时，金融活动是完全嵌入实体经济活动内部的，两者相互依赖，互为前提，一者不存在，另一者也就消失了。这一命题，源自于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根据其分析思路，资本循环的全部过程是：G-W…P…W′-G′，而金融活动是嵌入在G-W和W′-G′者两个过程当中，为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的相互顺利转化提供服务的，亦即为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不延迟、不受阻地顺利完成提供助推力。在这一过程中，金融活动无论是采取典型的货币信用抑或原始的商品信用以及其他更高级更复杂的信用形式，其功能都大抵如此，这就是金融最基础、最朴素的本源。离开了这一本源，金融活动不会产生，更不会由低级到高级演进。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 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由低级向高级演进，金融活动的内容与形式也发生变化，站在金融的角度观察分析这种变迁，被理论界称之为“金融发展”，这一概念源自于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分支，该分支的代表人物有戈德史密斯、格利、麦金农、爱德华#8226;肖等。根据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发展水平变化表现有：金融相关率（金融活动总量与经济活动总量之比）不断提升、金融中介率（通过专业金融机构或市场融通资金的比率）不断提升、金融资产规模迅速增长；金融资产持有方式向“机构化”转变，金融工具随之多样化等等。事实上前述表现是随着市场经济深化发展过程中基于金融层面的“外化”，换言之，是经济货币化、信用化的外在形式。以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商业信用“升级”为银行信用为例，原来嵌入产业资本循环的信用资本运动形式显性化为G-G′，并且这种显性化的金融资本运动方式依附于专门金融机构———商业银行之后可以取得独立性，可以不依附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独立存在并快速获得盈利。特别是从表象上看，金融资本还可以凌驾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上，支配整个社会资本的运行，即金融资本的规模和数量决定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规模和数量。于是，根据金融发展理论，得出如此的逻辑推论：金融发展水平决定经济发展水平。从辩证的角度看，我们丝毫不否认，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由于货币资本的匮乏，受到阻滞的情况下，通过增加金融工具数量、扩大金融资产规模，丰富金融交易及其市场的结构层次，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关于这一点，马克思的论著中早有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认为，货币资本是社会再生产的“第一推动力”与“持续的动力”，但是，“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是需要有条件的，那就是整个社会的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运行要有较高的关联度（曹彦生，汪海玲，2008）。在市场经济早期，由于信用活动是嵌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过程之中的，加之金融业尚未形成独立的产业，所以，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能够天然地保持较高的拟合度，此时，整个社会经济亦不会因为金融活动的“泡沫”而产生危机。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发展，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金融产品、金融中介、金融市场成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一个独立的体系———金融体系之后，金融资本一改以往需要等待产业资本循环结束后才分割利润的方式，变为通过金融市场快速获得高额回报（张林，张维康，2017）。以金融市场中二级市场为例，尽管就整体而言，二级市场的交易结果是“零和博弈”，但由于其交易规则能使参与交易的一方一夜之间暴富，因而对金融市场的交易主体特别是其中的“机构投资者”极具诱惑力。此时，金融活动“脱实趋虚”即脱离实体经济趋向虚拟的金融经济不仅可能，而且常常成为现实。当这种现实“普遍化”、“常态化”的时候，就是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刻。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7年一直延续至今的美国金融危机，究其原因，无一不是金融活动“脱实趋虚”所引发的。剖析其根源，勿需做高深的理论探讨与技术分析，仅用马克思的资本循环原理就能一针见血地找到症结。G-G′是金融资本或借贷资本的运动形式，在金融产品、金融中介、金融市场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并可以“闭合运行”的条件下（诚如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各种理财产品大量涌现，银行、证券公司、信托机构等利用货币市场大量“对倒”资金），G通过“捷径”变为G’是可能的，但从长期看，这个运动形式要成立并具有可持续性，单靠金融资本自身是不行的，必须有完整的产业资本循环介入。G到G’的增值才能最终实现，否则，任何形式的金融交易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尽管二级市场可以在短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