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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老年人高自杀率经济学思考 一、引言 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带来了农村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迁，从而也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农村老年人自杀率的提高，就是其副产品之一。笔者的老家在湖北农村，不时从家乡传来亲戚或邻里老年人自杀的消息。利用节假日返乡探亲的机会，笔者有意识地了解了当地的情况，发现自杀死亡已经成为当地老年人的主要死因之一。更让人震惊的是，似乎人们对老年人选择这种死亡方式已经习以为常。在不胜唏嘘的同时，这一问题也引起了笔者深深的思考。笔者的家乡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地处相对富裕的江汉平原，文化底蕴深厚，经济基础相对较好，民风纯朴，为什么会出现这一不正常的现象？基于这一疑惑，笔者收集和整理了相关文献，惊讶地发现这并非是笔者老家所独有的现象。从文献反映的情况来看，国内学者对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的研究视角虽然有所差别，但调查研究几乎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相对于城市而言，中国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较高，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陈柏峰（2009）对湖北京山农村的调查发现,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则从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10万分之132.2上升至近年的10万分之702.5，上升了5倍多。高翔（2010）通过城乡比较发现，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明显高于城市，且两者之间的差别不断拉大。1990年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约为城市的2.63倍，1995年为3.82倍，2000年则上升到4.80倍。刘燕舞（2012）通过对南部、北部、中部等几个区域的数据整理发现，20世纪80年代农村年轻人的自杀人数占总自杀数的59.31%，老年人的自杀则只占24%，而2000年以后的10年间，年轻人的自杀人数只占总自杀数的8.92%，老年人的自杀却占了79.19%，很多村民小组在最近十年来老年人自杀死亡人数占到了其所有死亡人数的至少30%以上。通过对文献的检索和笔者前期的观察和研究，农村老年人自杀的问题其实已经相应严重，但这一问题却未得到政府相关部门应有的重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礼记#8226;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曰：“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封建社会下尚有如此理念。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以人为本，培育和弘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背景下，这一现象理应得到重视和关注，使老有善终，理应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责。 二、有关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的研究综述 （一）有关农村老年人自杀动因的研究综述。国内关于农村老年人自杀动因的研究主要基于实证研究和理论抽象两条线索展开。实证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农村老年人自杀的案例进行剖析，来探寻其自杀的原因。鞠红珍、孙淑香（2000）通过对30例农村老年人自杀情况分析，提出自杀主要与情绪抑郁（63.3%）、丧偶（56.67%）、子女不孝（73.30%）、独居（66.67%）、生活无保障（26.60%）等因素有关。郭星君郭李君（2007）通过对其所在医院自2000年1月至2005年12月接诊的97名农村老年自杀患者，发现导致自杀的诱因排列前五位的依次为急慢性疾病困扰占23.71%、经济困难占18.56%、子女不孝占14.43%、家庭不和占12.37%、精神障碍占11.34%,其它诱因尚有配偶死亡、夫妻感情不和、生活规律发生重大变化等。吴磊等（2009）以安徽省宁国市Y乡Z村为例，对该村2001—2005年74位死亡老年人中的29例自杀死亡案例进行分析，发现老年人自杀的原因包括：家庭养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功能日益衰减；家庭养老的基础太薄弱，养老水平较低；家族影响力的衰减直接影响了家庭养老质量的保证；社会转型带来家庭中人们价值观念、养老敬老观念的变化，家庭的养老荣誉感和责任逐渐淡化等。另一派学者则是从理论层面来探讨农村老年人自杀的深层次原因。赵晓峰、钟琴（2012）认为，近年来，对中国农民自杀现象的研究逐步从公共卫生学领域延展到社会学领域，社会学进路的农民自杀研究聚焦于家庭的结构和功能，可以区分为两种视角：其一是静态的研究视角；其二是变迁的研究视角。变迁视角下的农民自杀研究，又可以进一步区分出两种理论倾向：代际关系变动说和自杀秩序形成说。他们认为代际关系变动说和自杀秩序形成说结合在一起较好地解释了近30年来的农民自杀现象，为正确理解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的自杀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释框架。刘燕舞（2013）梳理了国内关于农村老年人高自杀率原因的理论研究脉络，认为主要沿三条理路展开：一是医学或自杀流行病学的理路，认为自杀主要是个体的心理或精神疾病的极端表现；二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理路，认为农民自杀是由社会结构及其变动所决定的，从宏观层面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所致，从微观层面分析则与代际关系变动、夫妻关系变动等家庭结构的变化紧密关联；三是人文主义社会学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