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恪守的四项原则探索.docxVIP

　　本文作者曾保根工作单位广东韶关学院恪守民主化与法制化相结合的立法原则在立法过程中，体现人民意志、贯彻民主精神是立法的精髓，它有助于保障权力机关通过立法权将有限的国家资源在社会各群体之间公平正义地进行配置。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直接关系到全国中低阶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对该领域进行立法应该更多地重视上述群体的利益表达和聚合。 　　所谓法制化原则是指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项伟大民生工程从政策方针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通过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法》这项法律，明确规范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和机制，明确规范和界定各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分工，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这项活动由专门法律制度来确认、调整、规范和保护，从而促使各级服务主体能够为全体公民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通过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来驱动，但是这种驱动力是一种软约束动力，刚性约束机制明显不强，在全国尚未出台相应均等化标准的情况下，出现了针对不同地区以及不同人群的、形形色色的均等化标准。 　　党和国家倡导各省市根据自省财政能力因地制宜地制定符合省情的均等化标准，这恰恰是造成全国地区间非均等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进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立法应该遵循民主化与法制化相结合的原则。 　　从一定程度上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立法是一项扶贫性立法，要使这项扶贫性立法切实起到扶贫效应，必须尽可能将贫困群体的代表吸纳到立法过程中来；退而求其次，至少要有非常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和途径，切实保障参与该项立法的代表能够倾听贫困人群的心声和意愿，而且能够切实地将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服务需求意愿输送到政府政策议程，从而保证立法主体和立法内容的民主化。 　　同时，要通过立法形式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相关事项纳入到法制轨道，使其成为权威性的、刚性的强制驱动力，而并非依靠各级地方政府及其领导的爱心或善心这些软约束力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不然，又将出现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区域化或局部性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从而造成事实上的非均等化现象。 　　恪守科学化与公正性相结合的立法原则所谓科学化原则是指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相关内容的规范和调整要科学合理，要符合国情，要量力而行。 　　很多学者非常期望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像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不仅奢望基本公共服务实行全民覆盖，而且设想均等化标准能达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 　　事实上，这些想法在短期内是不切实际的。 　　应该这么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该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超越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程度而提出超前性的均等化目标，只会有害无益。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它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均等化目标和标准，人们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将会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发生变化，刘尚希教授等人曾经指出基本公共服务随着人们公共需求层次的提高而不断发展变化，基于一些高层次需求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将会逐步成为基本公共服务。 　　［1］所谓公正性原则是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受益对象应该是全国所有的合法公民，均等化的内容应该具有完全充分的开放性，任何人的受益机会都是平等的。 　　正如李善峰所言一个国家的公民无论居住在哪个地方，都有平等享受国家最低标准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 　　［2］虽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是为国内中下社会阶层而出台的惠民性政策，是国家社会资源再分配的一种必要手段，但是这并不表示富人阶层就不能享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毫无疑问，他们也拥有这项合法权益，他们可以依法享有；当然，他们也可以主动放弃享受该项权益，可以通过购买方式享受超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之上的更好的公共服务。 　　科学化与公正性相结合的立法原则要求我国在进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立法的过程中，既要重点考虑均等化的范围与标准，做到尽力而为，同时，又千万不能脱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而提出一些好高骛远的均等化目标，要做到量力而行。 　　但是有一点必须警惕，各级政府绝对不能以所谓的人口多、底子薄等客观国情为借口，从而推卸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政府责任。 　　总而言之，我国进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立法应该在恪守科学化的前提下，同样应该遵循公正性原则。 　　虽然近几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了长足发展，不仅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免费的义务教育，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率。 　　但是我们也应该理性地意识到，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道路困难重重、任重道远。 　　像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更多地属于一种象征形式，不仅其覆盖率非常低，而且补助标准也非常低。 　　这严重违背了公正性原则。 　　恪守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