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创作精神权利价值分析.docxVIP

艺术创作精神权利价值分析 　　一、现实中的精神权利一定性分化1．著作权系的内部分化著作权系立法哲学深受自然法思想影响，将作品视为作者之延伸。 　　作者与作品之间的父子关系不仅体现于财产权利，其与作品之间无法割断的精神联系亦受到尊重与保护。 　　但精神权利在大陆法系各国的制度化过程中亦发生了一元论与二元论的分化。 　　一元论以德国为代表③，视著作权为著作财产权与著作人身权之结合，体现在著作权的转让制度上，表现为著作人身权不可单独转让。 　　但在精神权利的保护问题上，一元论也有其务实的一面，如计算机程序的使用人出于使用目的，如改正错误，而采取的必要行为无需取得权利人许可;二元论以法国为代表，视著作权一权两体，由相互独立的著作财产权和著作人格权构成，两种权利受到截然不同的保护，当著作财产权的行使与著作人格权发生冲突时，著作人格权具有优先效力，体现了对精神权利的优先保护。 　　为适应新技术发展的需要，法国1992年著作权法也对视听作品、软件作品作者的精神权利作了特别规定。 　　2．版权系的转向自1931年以来，加拿大、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主要英美法系国家相继在版权法中引入精神权利。 　　由于建立在洛克的财产权学说、劳动报酬理论和公共利益理论基础之上并以实用主义哲学为指导的英美法系此前一直基于人权通过普通法保护精神权利，作为特别法的版权法对精神权利的引入势必会对版权法的立法哲学带来冲击。 　　对此，英美法系的技术处理是将版权法中的精神权利视为法律授予的结果而非作品创作之产物，精神权利的重心因此从的作者位移至版权人的财产之上。 　　二价值模糊精神权利在两大法系间的分化体现出法律传统、哲学传统、社会制度、经济模式、文化观念等众多差异的逻辑延伸，脉络仍然清晰连贯。 　　但对于更多数公约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说，精神权利的引入则与欧美国家之于本地的经济、文化、政治影响交织为一体。 　　众多因素的全球化重组，使法律价值体系本就相对松散成员国在精神权利的认定上难以呈现清晰的定位。 　　概括起来，有以下两类现象1．模式重组国际公约数量的增加、全球化趋势从经济向法律、政治、文化等各个社会领域的不断渗透、以及各个公约在目标与共识上的差异等众多因素的重组与此不无关联，概括起来，除伯尔尼模式外，还有放弃模式及合理保护模式。 　　伯尔尼公约模式由从《伯尔尼公约》第6条之二引申产生。 　　作者仅仅有权控制有损作者名誉或声望的贬抑行为，除此之外对作品的改动不被视为侵犯精神权利的行为。 　　在与另外两种模式进行比较时，伯尔尼模式被认为缺少确定性，作者的名誉或声望是主观判断，没有明确的标准将导致其不具可操作性。 　　放弃模式由日本知识产权协会在1994年发布的《关于多媒体知识产权新规则的建议》中提出。 　　无论版权产业开发者如何改动作品，只要与作者达成协议，作者都不得继续主张精神权利。 　　这一主张提出后，立即受到了英美法系国家的支持。 　　合理保护模式将合理使用从财产权领域引入精神权领域，将某些改动作品内容或署名的行为视为合理使用。 　　此种模式容易引发经济、地位处于优势的一方强迫作者放弃权利，因此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很难获得支持。 　　2．定位困难定位困难在公约成员国的法律设计中普遍存在，对于我国来说，亦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被我国法律引入伊始就存在着精神权利与道德权利两种翻译，在著作权立法中，我国采用了著作人身权之表述，主要为与著作财产权的对仗美感。 　　然而这种表述自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民法上的人身权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但身份权是基于一定身份关系的权利且仅存在于亲属法中，而作者基于作品的人格利益享有的权利并没有身份权内容。 　　二、现实中的作品作为《伯尔尼公约》的一项权利设计，精神权利的法律定性离不开对于公约保护对象———文学艺术作品的认定。 　　然而艺术语言、生活语言、法律语言的相互交织，给精神权利问题的研究带来了前置性障碍。 　　虽然伯尔尼公约对其保护对象并没有严格的形式要求，但是以版权保护为宗旨的国际公约则将思想与表达界分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二条中认为版权保护延及表达，而不延及思想、过程、操作方法或数学概念本身;协议也认为版权保护应延及表达，而不延及思想、工艺、操作方法或数学概念。 　　版权保护因在某些对象上难以区分思想与表达而产生的合并原则也很轻松地被推销至艺术本体研究。 　　三、公约的解释与问题一关于作品。 　　公约第二条第一项规定文学艺术作品包括文学、科学和艺术领域内的一切成果，不论其表现形式或方式如何，诸如书籍、小册子和其他文学作品;讲课、演讲、讲道和其他同类性质作品;戏剧或音乐戏剧作品;舞蹈艺术作品和哑剧;配词或未配词的乐曲;电影作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