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公共信任及信任问题.docxVIP

　　公共信任的凸显及其界定毫无疑问，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社会逐步组织化的过程与信任形态的变化相伴随。 　　如卢曼所言，从历史上看，而且从实质上看，信任采取了许多不同的形式。 　　在古代社会系统所具有的特征不同于在文明社会系统它具有的特征。 　　［2］．125这一观点提醒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即不能忽视信任类型转化中的一个基本的趋势，那就是，在社会发展及其信任形态变化的过程中，有一种信任类型，即公共信任，总是与人类社会的共同生活或者公共生活相伴随。 　　从共同生活或者公共生活的层面而言，不管是在农业社会还是在工业社会，被统治者对统治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的期待、公民对执政党社会责任的期待、社会公众对社会组织基本功能的期待都是存在的，这种以期待为基础的信任类型是一种客观的力量，是维持统治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王朝或者现代国家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促进社会有效整合与和谐运行的基础。 　　毫无疑问，缺乏公共信任的任何统治者或者管理者都缺乏社会基础，即使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中，这种信任也起着关键作用。 　　在农业社会的统治行政体系及统治关系中，臣民对统治体系和统治者地位的合法性认可是公共信任起作用的最原始的基础，这种认可来源于臣民对拟神化的统治者发展农业生产、优良教化社会、稳定社会秩序和统治秩序等社会责任的期待。 　　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统治身份的认可以及实现这些社会责任的尽心期待是这种信任形成和产生的社会基础。 　　尽管，在统治者看来，统治的逻辑不一定如此，而是君权神授的应该如此。 　　但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前者才是其合法统治的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的治理名言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中的水，一般意义上都理解为被统治者，即老百姓，但从信任的角度来看，更合适的理解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统治功能和责任的一种信任，无论是载或者是覆，都与这种信任有关。 　　进一步分析，从农业社会统治行政体系中信任建构的角度来理解，统治者一般通过祭祀神的方式去自然地获得一种基于神的人格的共同信任，并因此获得统治的合法性。 　　这是农业社会的统治者获得共同信任或者公共信任最为快捷的最基本的途径，也是农业社会的统治技巧和方法。 　　因此，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在战争或和平时期，王朝总是要祭祀神和统治者的先祖，这既可以理解为对君权神授的一种社会阐释和呈现，更是统治者因此获得被统治者信任的基本途径。 　　这种信任是链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合法性关系的纽带。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信任还不完全是统治行政体系形成的基础。 　　因为，农业社会的统治行政体系主要是通过血缘关系和拟血缘关系来建立信任的，从而，在体系内部，维护其行政体系基础的信任形态主要是人际信任而不是我们所说的公共信任或者共同信任。 　　但是，从构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基础来看，其统治的合法性和公共信任密切相关，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合法性的不认可乃至暴力的反抗，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没有履行好发展农业生产、优良教化社会和稳定秩序等社会责任，这些责任的丧失所导致的公共信任的丧失，是统治者失去统治合法性的根本原因。 　　到了工业社会，启蒙思想家使人们逐渐脱离了对神的精神依赖以及对伦理生活的依赖;特别是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随着个体生活的社会化和社会生活的组织化，建立在个体知识能力基础上的职业专业化与个体对组织的依赖密不可分，失业问题就是个体对组织依赖的典型说明。 　　在工业社会，社会组织不仅成为了社会运行和社会管理的载体，而且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共同构成了个体生活无可脱离的环境，并形成了一股主导公共生活的力量。 　　特别是在专业分工细密的城市中，人们的生活深陷于无法回避的社会组织的包围和牵制之中，因此，很多社会学学者把组织类型作为社会结构划分的基础。 　　从行政学的视角来看，在工业社会的公共生活中，公民和社会组织中存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关系是公民对政府的依赖关系。 　　特别是在民族国家成长为行政国家后，尽管个体的生活空间日益扩大到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但在公共服务层面，公民从摇篮到坟墓都处于政府的管制之中，社会生活对组织的依赖完全体现为公民对政府的依赖，政府在国家行政化的过程中成为了公共生活的中心，公共领域或者公共生活中的责任就是政府的责任。 　　从公共信任关系来看，相应地，政府信任也就处于信任体系的核心。 　　政府在公共领域中的中心地位成为政府信任凸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公民对政府的集中依赖淡化了其他组织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 　　从公共信任形成的角度来看，很明显，在工业社会的信任体系中，政府在公共领域中的中心化及其在公共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是一种治理现实。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中。 　　在此过程中，公共信任作为一种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