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习惯法与刑法统一.docxVIP

　　一、苗族习惯法如何预防犯罪哈耶克曾指出，人的行动从来就不是只以其对已知的某种手段和相应的结果间的因果关系的明确认识作为行动指导的，相反，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受其知之甚少的那些社会行为规则指导的，而这些规则乃是社会群体在长期的历史实践活动中经由文化进化而积淀下来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规则，换言之，阐明的规则并不完全是人之意图的产物，而是在一绝非任何人之发明且迄今尚未完全为人所认识的并且还在人能够用文字表达阐明的规则之前就指导其思维和行动的规则系统中进行判断和确定的。 　　推而广之，在一个地方令人头痛的高发生率犯罪可能在另一个地方却是鲜见的。 　　苗族历代先民们积淀下来的民族规则决定了现代苗族人的行为，当这些留传下来的苗族习惯法中所蕴含的某些价值同国家刑法的某些立法追求相契合时，苗族习惯法就会在无意中起到补充国家刑法，预防某些犯罪发生的作用。 　　1．原始宗教信仰有利于预防与林木相关的犯罪苗族历来有树崇拜的宗教信仰传统。 　　时至今日，在湘西的部分地区这种信仰仍然存在。 　　苗族对树的崇拜可分为几种情况，一种树被供奉为神树，有时也叫守寨树。 　　这种树多是树龄很高的参天古树，一般寨里被人敬的神树有五六棵，都是有主人的，哪棵树由哪家敬都是清楚的。 　　有的是以家族为单位敬，有的是以某一家为单位敬，但其主要目的都是保佑小孩。 　　如果有某棵树已经被人敬拜，在敬拜期间，任何人就不能再砍这棵树。 　　虽然这是一种无法证明的缺乏理性的说法，但这恰好证明了寨里的人们对古树的崇拜。 　　如果谁家的孩子病多，消瘦，爱哭，就会把这孩子改名叫栋，意思是树。 　　希望他能像树一样茁壮成长。 　　其他树按功能可分为护路树、水源树、经济树等。 　　苗民们心中这种对树的敬畏外化为日常行为，就是对树木的保护。 　　与其他地区尤其是汉族地区相比，湘西地区的树木受到了很好的保护。 　　湘西地区的森林覆盖率远远高于全国的森林覆盖率182％，只有置身于湘西地区，才能体味到它的郁郁葱葱。 　　苗族群众犯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以及其他收购、运输盗伐、滥伐林木的下游犯罪的几率较之其他林区也就相对较低。 　　正如埃文斯?普理查得所言如果宗教有助于达到提供安全感和安慰、信心、宽慰及保证的目的，也就是说，如果宗教的结果对从中流滋出来的生活有用，那么，在实用主义真理的意义上，宗教就是有价值的，甚至是正确的。 　　2．榔规的作用如果说树崇拜于无意间从内心强制的角度防范了有关林木的犯罪，那么榔规则是人们有意识地通过盟约的形式使人民产生内心强制，从而达到防范某些犯罪的目的。 　　榔规又称议榔，苗语称为构榔，构有议、说等义，更有咒、发誓之内涵。 　　构榔一词，可简明地说是议约或议定公约，又有集体发誓或组织决定之意。 　　议榔的范围，有由一个村子、一个鼓社进行的，也有由几个鼓社以至一大片地区进行的，各地名称又有所不同，如湘西地区的苗族称为埋岩会议或栽岩会议；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看，议榔的本质可以理解为是各个村民之间及各村之间就某些事项，通过讨论来答成公意，形成协议。 　　这个协议经由议榔的仪式，被赋予神圣性，并成为集体意志的一部分。 　　因此，这时的榔规好比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的威慑力可以预防盗伐林木、盗窃等犯罪；另一方面，这种威慑力的后盾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相对严厉的处罚，而这种处罚又时而与刑法相冲突。 　　对其如何取舍就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实践证明议榔的形式是易为群众接受的，只要剔除落后的、有害的内容，赋予它新的内容，加以改革，就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而村规民约是习惯法在当代的表现形式之一，同时也渗透着国家法的影子，是习惯法与国家法展开对话的结合体。 　　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这一取舍过程中的作用。 　　二、理老所进行的调解便于实现恢复性司法在苗族社会，寨老是起支柱作用的社会组织，他们是村寨中德高望重的长者，庙语称为娄方。 　　寨老细分为理老、活路头、牯脏头和鬼师。 　　寨老之间不存在科成制的领导关系，而是按功能，各自负责相关事宜，如理老负责苗民直接纠纷的调解、；活路头属于种田能手，负责农业生产的示范，起带头作用；牯脏头负责牯脏节祭祀活动的主持；鬼师则帮助村民们驱魔除鬼等。 　　理老可以理解为法律裁判者，他们熟悉古理榔规而且能言善变，热心调解，有求必应。 　　理老大致分为三级一为一个村寨的理老；一为一个鼓社的理老，为氏族头人；一为一片地方即的理老，成为大理头。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理老调解的作用仍是值得我们挖掘和利用的，在某些方面，理老调解与当下讨论的如火如荼的恢复性司法理念是相契合的，在现今的刑事司法领域中，恢复性司法已日益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运动，人们越来越多地愿意通过庭外谈判与调解来解决各种争端，而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