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的内在张力基于中外实践案例的梳理.docVIP

协商民主的内在张力:基于中外实践案例的梳理 ［摘要］随着对公民决策的强调，协商民主以新的理念 从事对传统民主理论的批判与重构，并根据一定的目的、程 序与机制走向实践，但其本身的理论定位与适用范围受到若 干质疑。从巴西参与式预算、中国“温岭恳谈”与加拿大公民 会议三个经典案例发现，协商民主在协商的议题与公民能 力、协商的成本与推广难度、协商的目的与不同制度等方面 存在张力。根据问题本身与学术界的相关研宄，协商民主需 要从流程设计、议题选择等方面进行调整，并结合不同国家 的国情发挥内在功能。协商民主通过正视问题、克服张力， 依然具有支撑其不断付诸实践的价值。 ［关键词］协商民主；内在张力；参与式预算；温岭恳谈; 公民会议 中图分类号：D0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8-410X03-0064-07 20世纪中后期以来，以协商、对话抑或论辩的方式来 纠正代议制民主或者选举民主的声音层出不穷，面对选举民 主产生的问题，不少组织开始将协商过程整合到决策当中， 于是，协商民主①理论应运而生。在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 建立了公民协商决策的制度形式与活动载体，用以检验或者 发展作为新兴理论的协商民主。受制于制度环境、公民能力 与技术手段，协商民主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张 力。在这一现实下，协商民主理论家与实践者仍然孜孜不倦 地探索着突破这些障碍的途径，希望协商民主继续成为推进 公民行动与挖掘民主生机的力量。本文在案例研究的基础 上，通过巴西参与式预算、加拿大公民会议和中国浙江“温岭 恳谈”三个协商民主经典案例，梳理协商民主在实践中的应用 目的与机制流程，进而重点分析与探讨协商民主在实践中的 瓶颈。 一、理论与现实中的协商民主 20世纪以降，代议制民主的弊端逐渐被理论界发觉， 重新关注公民直接参与决策的协商民主理论逐渐成形。20世 纪70年代后，“Deliberative Democracy”这一概念散见于学术 研究中，但并未受到太多重视。1992年，哈贝马斯的《在事 实与规范之间》出版，让协商民主理论正式成为政治学研究 热门。 约?埃尔斯特认为，协商民主强调政治选择必须是自 由、平等和理性的行为者之间就目的进行协商的结果［1］。赫 尔德总结了协商民主研究者关注的核心问题：民主过程和制 度是否应该建立在那些政治参与者实际的或经验性的意志 上，或者是否应该建立在被称为“理性”的政治判断的基础上 ［2］。这说明协商民主是公民直接参与审议并决策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开始，民主理论进行深刻的“协商转 向”［3］。此后，协商民主的研究基本遵循两种思路：一是根 据协商民主的理念发展出新的形式；二是关注协商民主的方 法与技术，将其付诸实践。 一批协商民主理论家基于对旧有协商民主理论的反 思，融合现代社会的特征，提供了多元化的协商民主“修正版 本”。例如，巴伯基于公民身份与作为生活方式的政治提出的 强势民主［4］，艾丽斯?杨基于拓展人与人之间的包容关系提 出了“包容型民主”［5］，德沃金认为要构建团体的伙伴关系， 谋求通过论辩寻求共识的“伙伴式民主”［6］等。虽然理论不 同，但借用德雷泽克的观点，这些理论家们共同追求的依然 是把人整合到决策中进行协商的民主模式［3］。 在焕发出理论生机的同时，协商民主也渐进地走向实 践。根据协商层次的不同与参与者身份的差异，协商民主实 践可以分为精英型协商与大众型协商两种模式［7］。精英型协 商具体表现在美国参议院、英国议会以及中国的政治协商会 议等精英阶层的会议中；大众型协商则表现为各个国家的政 府根据特定议题而召开的各种类型的公民会议。受制于程序 要求，协商民主实践难以采取大规模的形式，这种表现也被 称为协商民主的“规模难题”。按照帕金森的理解，协商的人 数超出一定的数量之后，演讲就会代替对话，协商也就毫无 价值［8］。因此，根据世界上现有的实践形式，鲜有以大规模 集会的方式来进行审议协商的案例。谈火生等人梳理了世界 上不同国家协商民主的实践经验，列举了四种典型的协商民 主模式［7］。 不过，实践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多种已经应用的协 商民主模式仍然受到规范与经验两方面的批评，有些民主实 践甚至出于各种原因而被废弃。一种观点认为，在纷繁复杂 的专业政治议题面前，公民到底是否有能力进行决策？由这 一种观点引来的声音是，协商民主是否应该跳出政治场域， 走向公民日常生活？另一种观点认为，协商民主的决策模式 不免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同一模式很难复制推广，那么协 商民主究竟还有没有意义？这些批评不单冷却了协商民主 走向实践的热情，甚至直接威胁到理论的价值支撑。因此， 协商民主若希望保存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必须直面同现 实之间的张力。 二、案例研宄 巴西参与式预算 巴西虽于1985年重建政权，但民主制度己经千疮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