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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来自不断的创新 2006年金秋十月，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济南军区前卫 文工团民族乐团（简称“前卫民族乐团”）向首都军民奉献了一台大气磅 礴的民族交响音画《长征》，让观众在丝竹管弦的奏鸣中感悟一个民族的 英勇和不屈。 我观看了这台创意新颖、主题厚重、震撼人心的音乐会，自然是激动 和振奋。尤其看到舞台上雄健嘹亮的带键唢呐群、窈窕淑女般的四弦高咅 柳琴、音色优美的巴乌笙、古香古韵的金钟云锣、花盆式定音鼓、端庄大 方的芦笙大筒等各显风采，感叹中，我对前卫民族乐团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末、六十年代初以及后来开展的民族乐器改革创新活动的意义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 乐器改革创新，是前卫民族乐团对中国民族管弦乐的发展做出的重要 贡献之一，在全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该乐团是1955年秋末在一支比较完整的双管编制的西洋管弦乐队和 一个民乐小组的基础上逐步改建而成。1958年之前，乐团虽然在人数上已 初具规模，但乐器组合和乐器性能还很不完备。正如当时参与乐改活动的 指挥家、作曲家张式业所说：“有些乐器的个性色彩强，发音响亮，但偏 噪；而有些乐器个性柔和、音色优美，但乂偏弱；有些很好的乐器音域或 窄或不设半音，不便转调；用于乐队的乐器，音色品种还不够多样；各乐 器组也不完备，往往是弦乐器缺少高音和低音，管乐器缺少低音和中音， 特别是缺少具有威力的乐器组，远远不能满足表现时代精神和部队特点的 要求。” 要发展，就必须改革创新。在部队文艺工作者高度责任感的驱动下， 前卫民族乐团于1958年底、1959年初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具有深远意 义（随着我国民族管弦乐艺术的发展，这种意义显得越来越深刻）的乐器 改革创新活动，决心打造一支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点和部队气魄”的 民族管弦乐队。在当时既无前人经验借鉴又无专家指导的情况下搞乐改， 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因而只能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乐改中群策群力， 人人动手，大家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和主动性。为加强组织领导和提高效率， 组成了乐改领导小组，负责收集、审议群众提出的改革方案，并冇计划地 组织实施。又从军区军乐队调来了具有丰富的乐器制作、维修经验的倪志 珊参加乐改工作，建立了工作小车间（第一支带键低音唢呐就是在乐改方 案确定后，由倪志珊在小车间里制作完成）。在每件乐器的具体改革中， 虽然有分工、有牵头，有主要构思者、设计者，但每一项成果都是集体智 慧的结晶，每一个成功都凝聚了领导及每个乐手辛勤劳动的汗水 我国民间蕴藏了种类繁多的原始民族乐器，为前卫民族乐团的乐器改 革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他们在尊重和保留民族乐器的基木原型、风格、 音色和技巧的基础上，坚持“以我为主、化人为己”的原则，着重对原始 乐器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与创新。如，被称为“民族乐团的珍珠”的四弦高 咅柳琴，其前身是流行在苏北、鲁南一带“柳琴戏”的伴奏乐器，只有二 弦七品。它发音高亢、淸脆，但音域较窄，不便转调，音色欠美，与其他 乐器融合较差。1958年，王患然有一次到驻守沂蒙山区部队体验生活，偶 然观看了一场“柳琴戏”，发现了柳琴是一件可塑性很大的高音弹拨乐器， 如改造得法，足以担当起民族管弦乐队弹拨组高音声部的重任。为熟悉柳 琴的历史、结构和性能，他奔波于山东临沂、江苏邳县和徐州等地柳琴剧 团学习，逐步掌握了柳琴的性能、传统演奏技巧，记录了大量柳琴戏的优 秀唱腔和过门曲牌。然后，在团队领导和大家的帮助支持下，王惠然与徐 州乐器厂的师傅们一起研究、协作，对柳琴作了一系列改革，1958年底， 制成了我国第一把三弦高音柳琴，1971年又进一步改革制作了四弦二十九 品高咅柳琴，使之更加趋于完善，填补了民族管弦乐队缺少弹拨乐高声部 的空白。笙的改革克服了道道难关，终于由原来的十七管十三簧逐步改革 成二十七簧笙，中间一个半八度的音区安上了全部半音，为使笙的各音区 音色更加优美统一、音量增大而又平衡、按指方便等，胡天泉和倪志珊共 同研究在笙的低音笙苗上安装了键子，在高音区安装了共鸣管，在中、低 咅区笙苗部分安装了两个对置的共鸣罩，将数根笙苗拢成二组，充分利用 笙苗间发音产生共鸣的原理（借管共鸣）等，使笙的结构产生了质的变化。 为优化板胡的音质音色，提升表现力，原野和张长城对中音板胡的结构、 部件进行了系统的改革：弓杆减细，马尾加扁，加设驼码、音罩，使用象 牙码和加设底托等，使板胡音色亮而不噪，更加精致和实用。1959年王维 民、倪志珊、金欣泉等在东北民间大唢呐的基础上发展改革成十二平均律 的加键中音唢呐和大唢呐，后來倪志珊又创制了低音唢呐，从而为乐队建 立了独特而基本完备的唢呐组，为表现时代精神和部队气质创造了条件。 也是在1959年，刘汉林、赵行如等根据民间九音锣及古代云锣的资料， 设计了由三十二面锣组成的大云锣，后来乂发展为三十六面锣，成为民族 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