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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缺陷及完善 纵观现代民主法治国家，行政问责都是国家法律制度和 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博瑞斯马尼科夫指 出：如果人民没有问责政府官员的机制，他们就等于开了一 张空白支票。在我国，随着法治政府建设的推进，行政问责 广泛应用于行政管理当中，对于规范行政权力行使，促使政 府依法履职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行政问责机制在 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 府，需要完善现行的行政问责制度，推进行政问责向制度化、 规范化迈进。 一、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行政问责权力色彩浓厚，尚未实现由权力问责向制 度问责的转变。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建设虽然逐步步入 良性发展的轨道，但是，实践当中行政问责主要还是通过权 力问责的方式进行。应该说，在制度供给尚不完备的特殊阶 段，这种问责方式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是从长远来看，权 力问责并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权力问责容易受到行政首长 或主管领导主观意志的影响，事情发生以后是否追究责任、 由谁追究责任、追究谁的责任、追宄范围大小以及责任承担 方式等问题通常都由上级领导来决定，问责的随意性太强， 事由经不起推敲，结果也很难服众。 行政问责呈现运动式风暴式特征，常态化问责机制 尚未建立。回顾我国行政问责建设与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 我国行政问责通常发生在重大责任事件之后或者上级三令 五申之际，来得迅猛，去得也快，媒体将其称为问责风暴或 者问责运动。不可否认，风暴式运动式问责对于规范行政权 力行使，促使政府依法履职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这种 问责机制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问责 的驱动往往取决于群众随机的政治参与和媒体舆论的聚焦 爆料，问责只是一种不确定的风险，不具备足够的威慑力。 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体制和机制作支撑，实现行政问责的 常态化和长效化，风暴再大、运动再多，都不过是短期行为， 难以真正起到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的作用。 行政问责重在事后惩处而非事前预防，背离行政问 责的本质。我国行政问责缺乏对日常行政失职失责行为的监 督，被动地将行政问责当成了一种善后程序。这样的行政问 责不可能产生预防性效应，也就难以真正起到规范和约束行 政权力的作用。实际上，行政问责的制度价值不在于惩戒， 不是让政府官员在事后为其失职失责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而在于尽可能地预防和减少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 实现预防和制裁的双重功能。减少失职失责行为发生的关键 是曰常工作中的认真负责，而非事故发生后的严惩不贷。只 有确立权责一致的法治理念和工作制度，逐步实现行政问责 的日常化、常态化，确保政府与官员在日常工作中就承担起 责任，行政问责才能真正实现其制度初衷。 二、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传统文化方面，责任行政理念缺失。行政机关工作 人员能够充分意识到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源于法授， 并能始终坚持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法治 理念，这是行政问责制度得以落实、责任政府真正建成的前 提条件。长期以来，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权责一致理念 的缺失，我国在赋予行政机关行政权力的同时，并未规定其 相应的行政责任，导致责任政府建设比较滞后，行政机关享 有的权力与承担的责任极不对等，有权无责权大于责无人追 责等现象普遍存在。加之传统观念的影响和法制建设的滞 后，使得我国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责任意识比较缺失，把法律 赋予的职责当成一种权力而非义务，行政管理的重点一直是 如何管理而忽视对职责的履行和对自身的约束。 行政体制方面，职责权限划分不清。合理地配置和 划分行政权力，做到职能有限、权责明确，这是推行行政问 责制的基本前提。然而由于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导致我国 行政机关权力配置不够科学、不够合理。主要表现为：政府 及其部门职责权限划分不清，推诿扯皮现象比较严重;行政审 批过多过滥，市场活力受到极大压制;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 比较普遍，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包办代替企业的招商引资和投 资决策;等等。这些不仅影响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 用的发挥，而且影响了政府职责的正确履行，从而导致权责 脱节甚至有权无责，使得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过程中责任主 体难以明确，问责对象带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问责的公信 力大打折扣。 问责制度方面，制度建设尚不完备。目前，我国涉 及行政问责的法律法规大约有几百部，虽然数量相当可观， 但是内容规定过于零散，很不系统，缺乏统一性和完整性; 而且标准比较原则，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再加上一些 地方政府在制定行政问责的规定和办法时照抄照搬，内容过 于笼统，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实践中难以操作。主要表现 在：其一，异体问责比较薄弱。根据世界各国问责制的实践， 行政问责的主体应是多元化的，是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双 重结合体。相对于同体问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