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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养成要靠教化和管理 世界各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都有国民素质和经济发展不相称的 情况，这种现象比较普遍。有些规则，需要与崛起大国的磨合来改变。 今天的中国人对日常行为规范的要求正在提高，尤其是对他者。不文 明的行为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指责。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颐武 教授接受《南风窗》专访时认为，这是社会中产阶级化的结果之一。中国 的国家地位需要一个新的国民形象，而结构发生变化的社会也需要新的人 与人之间的相处规则。 中产阶级扩大的结果 《南风窗》：中国人似乎对不文明行为的敏感度比以前高了，无论是 国内公共场合发生的摩擦，还是出国游客的行力都可能被放大看待，发生 这一改变的社会原因是什么？ 张颐武：我认为这是中产阶级或者说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一个结果， 而且80、90后是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长大的，对文明、礼仪一向是比 较注意的，这是社会背景的很大一个变化，经济发展的结果带来了整体国 民素质的提高，所以对不文明行为的敏感度和关注度比以前高了。 其实，世界各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都有国民素质和经济发展不相 称的情况，这种现象比较普遍。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崛起的时候， 也遇到这个问题。马克？吐温笔下的美国人在游船上、在欧洲表现得一塌 糊涂，大声喧哗、粗俗，因为经济实力强了、有钱了。美国的作家很多都 在自我否定，把美国说得一无是处，知识分子也都是到欧洲去寻找真理， 觉得美国是粗俗的暴发户，而欧洲人优雅高贵。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 的小说都是在写这些东西，海明威那样的大作家也都是跑到欧洲去，觉得 本国的文化粗鲁，不适合居住。二战之后，美国的心态才逐渐调整。20世 纪60年代后期，H本人也受到了很多批评，他们倒不是像屮国人那样被 批评声音大、喧哗，而是因为到处照相、买东西之类的，80年代韩国人也 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经济高速发展以后，必然跟西方社会形成的规矩产生一种很复 杂的关系。我认为这里面应该分成两个部分谈。一部分确实是不好的，比 如闯红灯等比较粗野的行为，还有一部分是因为生活习惯、文化传统的不 同。 有些规则，需要与崛起大国的磨合来改变。比如喝红酒的规则，原来 西方人都是浅饮慢酌，但是现在很多人也都开始干杯，因为喝红酒本来也 没冇一定之规，而且中国的市场大，买的人多，那就得按照中国人的规则 来玩，原来的规矩也不一定就是对的。还有大声喧哗的问题，有些地方是 可以接受的，比如中国人习惯吃饭就是要热闹，需要喧哗，西方人的餐厅 往往是安静的，入乡随俗当然是有道理，但是西方人也开始慢慢适应，在 不同的生活习惯这一点上，是可以相互改变的，美国崛起之后，他们的一 些曾经被视作粗俗的习惯也开始为欧洲人所接受，改变了欧洲人的很多生 活习惯，所以不能单向度地谈文明和规则。 随着中国消费能力的增长，西方的有些规则就是根据我们改的，过去 欧洲的服务业周末一定是关门的，但是现在周六日也营业。所以说，只要 遵守严格的法律制度，尊重道德底线，中国人可以去改变很多不是天经地 义的规则。一方面是根据别人的规则改变自己，另一方面也要去改变别人。 文化自信和经济成长和社会发展是相关的，自信和文明程度的提高是同步 的。文明程度并没有绝对标准，是一个互相改变规则的过程。权利意识 和审美的提升 《南风窗》：当我们谈起日常行为规范、文明的时候，对老人和小孩 可能要宽容得多，觉得他们不必受到最严格的约束，但是现在似乎不是这 样，比如“熊孩子”这样一种称呼的出现。 张颐武：这个首先还是因为大家的权利意识提高了。另外，中产阶级 或者屮等收入群体扩大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大家都有房产了，就会发 现很多公共空间的事情跟他有关了。小区里面的不文明会直接影响到他的 生活环境，随便吐痰、乱倒垃圾的话，小区就贬值了。所以说，文明和私 有财产、和利益有关。社会屮产阶级化的结果就是人人对自己的利益都非 常关切，这种关切引起对文明程度的要求。 “熊孩子”这一类的说法，主要是因为年轻人觉得他们碍眼，观感上 讨厌，觉得很烦。小孩子的粗俗状态、莫名其妙、不讲理让他们非常厌恶。 这不光是基于道德上的一种判断，更重要的是跟审美提高了有很人关系。 社会中产阶级化后要求环境干净，大家有一定的身体距离，厌恶身体 的密切接触，见不得邋邋遢遢的人对良好的环境形成侵扰。尤其是对一些 污秽品有非常强烈的厌恶感，比如小区里看到狗便、小孩子在飞机过道解 手这种事情，大家的情绪就非常强烈。在传统社会里，随地大小便是很正 常的事情，1900年之后，中国才有公共厕所。明朝时的北京城常常臭气熏 天，不要以为那时候山淸水秀，很多江南的官员调到京城来都觉得很烦， 因为江南有活水，而北京水流不畅，靠大量的拉粪车才行。很多记载都提 到过这个现象。随着公共设施越来越提高，这种不洁净的东西己经很少能 看到了，所以当它出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