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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方式去热爱这个世界 那一年的夏天 毕业那年的夏天，父亲陪我去介休市，辗转到某矿务局报到。因为种种原因，暂且还不能上班，我们准备返回家乡。 临走的时候，父亲给他的朋友，张罗这件事的李叔叔打电话。那会儿没几个人用手机，满街都是公用IC卡电话，我们来到一个电话亭。 叔叔跟父亲说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可我记得他跟我说的话。简单寒暄之后，他让我回家等消息。他说，「你要听话」，语重心长的，意味深长的。那是一个长辈的嘱咐，也是一个「领导」的忠告。 我懂。他的亲侄子，我熟悉的一个哥哥，就是因为「听话」，能够等待愿意迂回，坐了几年冷板凳后，终于混的风生水起。 可是，离开电话亭之后，父亲大概就知道了，我是不会听话的。那个夏天不算很热，并不怕热的父亲一路都在擦汗。回去的火车上，我们面对面坐着，他面色阴沉我嘟着嘴，谁也不肯搭理谁。 车开了没多久，他突然满身冷汗呼吸急促，惊慌失措的我连忙列车广播找来一位医生。医生是一位风雅的老先生，听诊之后说是没什么大问题，问父亲是不是没有吃饭，又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我第一次看到父亲这么无力。那一年，他四十九岁。 这一年的冬天 我一如往常，在清晨五点半醒来，翻腾了一会儿，起身下床。洗头，刷牙，擦脸，换衣，拿上钥匙，准备出门。 要出门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两眼空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出门。我寻思着一天的安排，深深的感到毫无意义。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门厅，几乎就要哭了出来，就像一个即将溺水的人。 我回想昨晚是怎样回家的。路上车不多，我开得很快，快得自己都有些害怕。回到家时，大约晚上八点钟。我什么话也不想说，闷闷不乐地喝了碗粥。吃罢饭，毫无必要地开始整理衣物，把不常穿的衣服打包放起，又顺手扔了一些东西。直到次日醒来，我刻意地保持沉默。 愣了几分钟之后，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坐上先生的车，继续前往办公室。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我发出一封邮件，擦擦眼泪挥手离开。我知道自己需要一个停顿，并不知道需要多久。这样的停顿并不应该，然而已经顾不了那么多。 第二天，我的同事告诉我，已经戒烟许久、偶尔地下抽烟的某先生，罕见地主动买了一盒烟。同事说，「你看你把老头刺激成啥了」。 我惭愧地看着不听话的自己 。这一年，他四十九岁。 任性依然如故 很凑巧的，他们四十九岁；挺尴尬的，我已经不再二十二岁；很遗憾的，我依然如此任性。 听到我要离开的消息，隔壁的男同学说，「如此任性如你的人，我还真是见得不多」；职场常青树董先生斜着眼睛挤兑我，几乎要一路飞奔去投奔我老板；远方的同事说，「希望年会回公司，这个事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们还一起讨论工作......」 在停顿的日子里，我回望着自己的这几年，像一个旁观者一样。我重新看待了人和事，依然如故的热爱他们，却仍然没有办法再继续。我甚至连这一点，都没有办法解释。 我回到阔别已久的办公室，就好像从未离开过。我开始整理自己的物品，就好像在为他人送行。从未经历过如此伤感的离别，分明真实却恍若梦境。手里的杯子重新续满了热茶，然而告别仍然在继续。 对不起，我又任性了。也许，这竟是最好的新年礼物。大队伍要继续登顶，而我要停下来补给。不知道是否能重逢，请不要为了我停留。 选择不会改变 我有时会想，如果老老实实待在介休，如今会是什么样的生活？ 我会在基层锻炼一阵子，然后回到矿务局医院，在检验科做一名医生。可能会嫁一个公务员，也许会是个小官员。我住在单位的家属楼，每天步行几分钟上下班，周末跟科室的同事去太原玩耍，不时被派往北京学习。总会有人找我来看病，我的身边全是熟人，任何事情都有人帮忙，我的生活安逸又体面。 然而我没有。在最迷茫的时候，我曾有机会回去。在厂区工作了几天，在暖气充足的宿舍织了一件毛衣，跟同屋的姑娘搭伙吃了几顿饭，看她每天把买菜的塑料袋分门别类放起来备用，看楼道里抱着孩子拉家常的工友，看着科室里无所事事毫无生气的同事，我毅然决然永远离开了那个地方。 我只有两百块和一卷铺盖，我住过办公室地板和八十块钱一个月的民房，连续好些天中午吃一袋方便面或两个包子。我在清晨七点钟的迎泽大桥上骑行，我的眼镜片上结了两坨冰，一顿28块钱的自助餐都令我神往不已。 一晃多年过去了。我得到了期望的工作，嫁了自己想嫁的人，有了可爱的孩子，在我喜欢的城市。我不知道这样的现在，是否好于那样的未来。我已不再关注他人的看法，更渴望像自己的生活。 感谢一路同行 跟朋友说到自己运气很好，一路上都遇到对自己很好的人。她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是否如此，但确实有太多人要感谢。 感谢我的老板孙女士，她是我的第一个伯乐和贵人。在我入职的第一周，她就告诉同事，「她学错专业了，应该去学管理」。在我一无所长全然懵懂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