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宪法》读后感.docVIP

宪法的脆弱 ———读《选择宪法》有感 “宪法是我国根本大法”；“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从上小学起，这些表述，我们不知听了多少次。当然，对于宪法的至高无上，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然而，直到读了这本《选择宪法》，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宪法竟如此脆弱。 在国与党的宣传中，我们长期以来像信奉神明一样地仰视着宪法。宪法中规定的诸多公民的权利，显然体现着新中国土地上的文明开化、民主进步，宪法就像社会主义阳光下一面法治的大旗。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在宪法的保护下，中华子民已沐浴在正义与公平的春风中。然而随着2001年齐玉苓案的浮出水面，我们才猛然发现，原来我国宪法中明文规定的那么多公民权利，在司法机关中竟都是不可诉的！我国的第一部宪法就已经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但将近五十年了，直到齐玉苓案才出现了保护公民受教育权这一宪法性权利的案件。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在宪法作为我国根本大法巍巍矗立的五十年里，不知道多少公民的受教育权，因为宪法在司法机关的不适用，而被排除在了法律的保护之外！ 也许有人会说，宪法是制定其他法律的纲领，但宪法中没有明确量刑的法律条文。所以，在法院实际的判决中，是没有办法直接以宪法为依据的。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虽然罪者受惩罚的多少是由除宪法外的普通法来裁定的，但是，罪与非罪、大是大非这些案件中的根本的定性问题却是由宪法来裁定的。在审理一个案件的过程中，最重要最根本的一步是判断孰是孰非，其次才是侵犯他人者应当受到怎样的惩罚，被侵犯者应当获得多少补偿的问题。然而，在这本书的诸多案例中，法院却多次跳过了这最根本的一步，以没有明确法律条文的借口，将要维护自己正当宪法权利的受害者拒之门外！ 是的，我国的法制尚不健全，一些案件中，可能没有那么具体的法律条文作为判决依据。可是，难道因为普通法的空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权利就无法得到保护吗？难道因为立法的不作为，司法就也要跟着不作为吗？在我国诸多法官死板地抠着法律条文，以法的不健全作为自己不作为的理由的同时，多少公民的正当权利就这样沦丧了，中国法律的正义性就这样泯灭了。好多时候，中国的法律已经失去了基本的价值判断的功能，宪法成了口号，残缺的普通法们，也都成了一些面孔麻木不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守门者，不知多少以强凌弱者从法律的漏洞中逍遥法外。在法国，早在拿破仑时期，《法国民法典》就明确规定了，“法官借口法律无规定、规定不明确或不完备而拒绝审判者，得以拒绝审判罪追诉之”，然而200年后，在华夏大地上，在我们正标榜着民主与进步的国度中，不知多少法官无视宪法的精神，正在以这样荒谬的借口损毁着法的尊严！ 当然，我国法律的缺口确实是很大的。在宪法规定的诸多公民权利中，仅有人身权和财产权受到了《行政诉讼法》及《民法通则》等法律的保护，而对于公民大量其它宪法权利，普通法基本尚无明确规定。这也为诸多法官的司法不作为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而事实上，在我国长久以来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宪法不但没有能够以最高法的姿态来介入司法，弥补诸多普通法的空白，甚至对于普通法以及各部门法律性条文的违宪的现象，也没有能够发挥其效力予以纠正。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国权力机关违宪审查的意识淡薄。其实，违宪审查制度对于维护一国法制建设、限制各国家机关权力以及保障人权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国外，违宪审查的实例屡见不鲜。但是在我们国家，自建国以来，还没有一个立法机关进行违宪审查的实例。即便是在孙志刚案后，有学者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启动宪法的违宪审查程序以撤销国务院的收容遣送办法，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是没有这样做，而是由国务院自行废止了该办法。 那么我不禁要问，既然宪法既不能在司法中实际提供法律基本的是非标准，以弥补普通法的空白，也不能对于已经违宪的法律性文件予以纠正，那我们还能说“宪法是我国根本大法”、“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这样的话吗？宪法在实际的司法运用中，与一纸空文有何区别呢？宪法的价值何在？宪法的尊严何在？宪法，实在是脆弱不堪！ 不过，我也从《选择宪法》这本书中看到了些许希望。毕竟在实践中，齐玉苓案的审判对我国宪法的一些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为宪法的司法化开辟了一条道路；毕竟在理论中，有本书作者这样的学者开始了对宪法司法化现象的研究，为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权利的司法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持。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法官在判案时跳出对具体法律条文的咬文嚼字，而去选择宪法，选择正义；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对现有的违宪的法律性文件提出违宪审查的要求；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社会在宪法的规范下越来越文明，我们的人民在宪法的保护下越来越幸福…… 也许正像作者说的那样，“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