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政策分析的相关理论.doc

第三节 政策分析的相关理论 一、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可以被定义为对非市场性决策的经济学研究，或者简单解释为经济学分析方法在政治学领域的具体运用。公共选择的主题都是政治学的主题：国家理论、选举规则、选民行为、政党政治、官僚体制等。然而公共选择的方法却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该理论假定所有政治行为人（选民、纳税人、候选人、立法者、官僚集团、利益团体、政治党派、官僚体制与国家政府），都象市场行为人的表现一样：自利、理性、并追求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布坎南认为：如同人们在市场上的结盟目的一样，人们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在政治上走到一起，并通过契约形式努力扩大个人的收益。市场所表现的贸易形式，通常都是这样进行的。 显然，政府本身就来自个人间的社会契约。人们出于共同的利益（保障个人安全、财产及自由的权利），形成契约，服从法律法规，受制国家政府。公共选择理论承认政府具有某些市场难以发挥的重要作用，即政府应该且能够克服或矫正因“市场失灵”引发的问题。 首先，政府必须提供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如果提供给任何一个人，那么也必须提供给所有人的物品或服务。由于对单一购买者而言，该物品或服务的成本要远远高于其价值，且单一购买者无法禁止他人（非购买者）利用，因此造成市场无法提供公共物品。国防物资是最典型的例子。捍卫国家主权，抵御外国侵略，对任何单一个人而言，起代价过于高昂，且一旦提供这种服务，就无法排除其它人从中获得益处。所以人们必须透过政府的集团行动，以提供国家防卫的物质保证；其次，外部性(externalities)也被视为市场失灵的另一种表现，从而提供了政府介入的合理性。当个人或企业加诸他人不受补偿的成本时，就随之产生了这种外部性。空气和水的污染是最典型的例子。空气和水的污染不需付费而加诸他人无谓的成本，仅凭市场解决不了这种问题，政府应作出必要的反应，对制造外部性的行为施以管制，即制定相应政策并对违规行为课以惩处（罚款是最常用的手段），用以补偿其对社会造成的成本代价。 公共选择理论有助于解释政党及其候选人为何在竞选活动中，一般都未能提出非常明确的政策替代方案。政党及其候选人对原则性问题的讨论并无实质兴趣，而是只对在竞选中获胜情有独钟。他们表述自己的政策立场有时完全是一场政治表演，不是为了形成某项政策，而是为了赢得这场选举。因此，任何政党及其候选人总是力图寻找那些最能吸引多数选民的政策立场。在围绕任何一个政策问题所形成的单峰态度倾向性图形中，政党及其候选人都将努力向中间部分靠拢，以最大限度地获取选民的支持。当然，对那些“意识形态倡导者”而言，理性并非决定性因素，他们可能会对选票极大化的中间路线策略不屑一顾。 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对过于简单的中间选民模型也有批评。它认为，政治家与政府官僚的利益需要与选民有很大不同，前者是要赢得选举胜利、获得尽可能多的竞选资金、扩大机关预算、获取更多职权与社会声望，扩大政府部门的权力。国家宪法对于政府决策的制约，并不一定能够保证政治家与政府官僚的利益会与中间选民的利益保持一致。即使真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政府官员想尝试执行中间选民（多数选民）所偏好的事项，那他也会感到要实现自己的愿望非常困难，因为面临许许多多的障碍。政府官员不可能得到源源不断的信息，可资评价不断变动的消费者－纳税人之偏好。政治领域不同于消费市场，选民不会从事不间断的投票。当政治家发现选民真正的利益需要时，可能已经为时已晚，而此时选举胜负已判。即使选举过后，当选官员也只能是臆测自己所为到底正确与否。投票的结果往往并不能够提供与政策相关的有效信息。 在欠缺有关公民偏好的有效信息的情况下，如果社会监督机制不完善，那么就将使政治家和政府官僚扩大其权力的“天性”暴露无遗。他们将会极力扩大政府支出计划的重要性，而尽量低估其成本。各种“财政假象”（隐瞒的税收、减薪与赤字融资）将进一步助长公民低估政府的成本。这些“政治失灵”也将助长政府过度供给公共物品和服务，并对公民征收过多之税赋。 公共选择理论还有助于人们理解利益团体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大部分的政府计划都与提供公共物品有关，而纯粹的公共物品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则是“准公共物品”，即那些有利于社会中某些团体的物品或服务。一个理性的人若设法寻求特定利益，补贴、特权或保障，就会联合那些有共同需要的人，自行组织起来，通过各种活动形式向政府部门施压。这些特定利益的成本可分散至所有纳税人的身上，而这些人中并没有谁愿意承担时间、金钱或精力的损耗且通过组织形式来反对上述的花费。这种利益集中于少数人而成本分散于多数人的现象，导致社会上少数一些有具有同质性利益的、高度组织化的利益团体的形成。他们寻求政府活动的进一步扩大，但却以牺牲多数非组织化的民众纳税人的利益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