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本土文化的探索和实践.docxVIP

文化转型背景下中国建筑本土文化的应用 4101070327 周涛涛  中国建筑本土文化的探索和实践 摘 要 通过中国这么多年建筑的发展，来探讨中国这么多年在建筑本土性的研究，以及应用，从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杨廷宝、童寯、梁思成等）对中国建筑本土应用谈起，到近几年建筑界对这个命题的论证和实践，通过一些具体建筑案例来讲，建筑大师这些年的探索。 关键字 建筑，本土文化，符号，后现代建筑 从中国第一代建筑大师回国到现在，现代建筑本土化这个命题一直在建筑界讨论和探索。在现代建筑文化如此繁荣的今天，建筑流派风起云涌，此起披伏;建筑语言日新月异，各领风骚——现代的，传统的，后现代的，新古典的，解构的，高技的，生态的，[1]尽快找到属于本土文化的建筑，是避免现代城市前篇一律，千城一面的根本方法。 20年代初，随着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中国建筑也受到外来文化的侵入，当国内到处建设着跟美国，欧洲一样风格的现代建筑时，中国的现代建筑何在？这样的重担就留在中国第一代建筑大师杨廷宝、童寯、梁思成等的身上。 从当时语境来看，改革中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历史跨度”时期——一个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关头——对自己的历史进行批判反思的同时又遭受异质文化携着先进的生产技术的猛烈冲击。扬弃与获取的矛盾必然会在当代中国设计师身上造成某种错位感和失落感，这使他们在传统规范的解构和新型文化的建构中倍尝“选择的困扰”。[2] 当时，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深受巴黎美术学院“鲍扎”体系影响，该体系强调古典美学构图，注重形式、风格、比例、轴线，以美术造型的眼光学习历史遗产。 毕业之后，这些同学将这套理论带回中国，形成了一套关注形式构图、立面造型的“美术＋功能”的中国建筑学教育体系，并在建筑理论方面，形成了一套以“风格、样式、流派”为标准的分析方法。 在设计实践方面，由于“鲍扎”体系的形式化倾向，加上政治文化的大背景、强调建筑教化功能等多种因素，为了实现“中国建筑的文艺复兴” 、创造“新而中” 的建筑风格，用新的建造技术（混凝土技术）模仿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一些“符号”，如大小屋顶、斗拱、花窗等……就成为一条顺理成章的设计思路。 到了1980～90年代，在西方1960年代开始兴起并很快销声匿迹的后现代主义风格，在中国由于迎合了“夺回传统风貌”的政治文化要求，阴差阳错地开始流行。后现代的“符号学”在中国城乡，造就了一大批迪斯尼式的“中国现代建筑” 。 [3]比如：北京火车西站[图一]就是这样的建筑。 图一 在传统体系瓦解、新体系尚未形成的文化真空中，无论严肃认真的、抱着文化史命的第一代建筑师，还是现代商业氛围中嬉皮士式的拼贴，都没有脱离建筑形式主义的老路，或者说，没有能够脱离对形式的侧重……面对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总体趋势的影响，在推动各国文化思想的交融和引介的同时，也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元素和设计思想的中国化、本土化提供了潜在语境。 当然建筑本土化不能仅仅理解成建筑形式，本土化应该体现在很多方面，它可以体现在建筑的功能上，体现在建筑的空间上，体现在建筑材料上，体现在建筑的园林景观绿化上等等，中国建筑的本土化之路还在继续探索。 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高速城市化，西方建筑师在中国的惊世之作层出不穷时，中国建筑大师吴良镛开始呼吁：中国不能成为西方畸形建筑的试验场，要捍卫自己的文化，发展中国文化的特色。再怎么全球化，中国建筑不能忘记本土文化。 当然他不光喊口号，他在中国建筑本土化的探索之路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北京菊儿胡同就是对这一命题的有力回应。1988年，当吴良镛先生对菊儿胡同[图二]设计的时候，国际上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的改造几乎没有什么成功的例子。在这种背景下，他只能进行自我创新。经过不断的摸索钻研，吴良镛先生提出了“有机更新”思想及建造“类四合院”住房体系，既能满足现代生活需求，又能适应旧城环境及其机理的原则。其中“有机更新“就好象一个人衣服破了打块补丁；其实，只要精心缝补，即使旧了，是百衲衣，也不失其美丽。而所谓的“类四合院”模式，即抽取传统空间形态的原型，用新材料和理念创造新的人居环境，同时解决一些目前面临的问题,经过改造后的菊儿胡同焕然一新。 它的设计参照了老北京四合院的格局，又吸收了公寓式住宅楼的私密性的优点，整个布局错落有致。功能完善设施齐备的单元式公寓组成的“基本院落”，是新四合院体系的要素。在保证私密性的同时，利用连接体和小跨院，与传统四合院形成群体，保留了中国传统住宅重视邻里情谊的精神内核。用二、三层的单元楼来围绕原有树木作为庭院，形成“类四合院”。胡同中的树木尽量保留，原有的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