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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公共文化营建主体探究公共文化论文 “我国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其实质是‘社会’的缺席，在国家和民众间缺乏相应有效的缓冲机制和中介。因此，应通过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特别是非政府组织（ＮＧＯ）来消解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风险。”［１］“科层制”长期性运行下的政府办事方式趋于固守化，导致办事效率不能满足需求，办事能力受到质疑。“社会本位”作为深刻的中华民族文化因子，需要在当今物质为先的社会里重新活跃，而政府由于自身能力原因，难以独自承担起该重任。当下国家大力推进公共文化建设，在面对愈加复杂的乡土公共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突破单一的政府层级供给模式。一部分文化类ＮＧＯ便开始致力于从乡村内部和社会各方面汇集有想法、有激情、有实践能力的志愿者，内外互动，共同营救正在消解中的乡村，建设人们内心深处向往的乡土家园。 一、文化类ＮＧＯ发展概况 ＮＧＯ组织在我国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文化类ＮＧＯ是伴随着文化发展而产生的新兴主体力量，其致力于文化领域内的非营利性服务，且其价值和功能日渐突出。（一）对ＮＧＯ组织的研究ＮＧＯ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可指政府以外的一切组织。“既包括合法的组织也包括非法的组织；既包括各种政治性的、行业性的、专业性的、联合性的、学术性的社会团体，也包括各种基金会、志愿者组织、社会救济和福利组织、弱势群体的保护组织、法律的援助组织等等，甚至还可以包括所有的事业单位。”［２］此类组织具有非营利性、志愿性、自治性、非政治性和非宗教性等特征。全球ＮＧＯ研究的权威学者莱斯特#8226;Ｍ#8226;萨拉蒙教授说：“我们是置身于一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之中，历史将证明这场革命对２０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１９世纪后期的世界的重要性。”［３］这些组织范围广、涉及面大、热情度高、团结性强。近年来中国社会组织正在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此外，我国还存在大量未正式登记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在分担政府职能、弥补市场失灵以及填充社会活力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ＮＧＯ的发展必将对于中国现有的治理结构产生日益重大和深刻的影响。（二）文化类ＮＧＯ定义及其核心功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的“文化非营利组织”，中办国办《意见》中所说的“文化类社会组织”统称为“文化类非政府组织”，即文化类ＮＧＯ。“政府的工作趋于到处一样化，相反，个人和自愿联合组织则会做出各种不同的实验，得出无穷多样的经验。”［４］文化类ＮＧＯ的功能与政府相近，在运作机制上跟市场部门类似，总体来说其特质为志愿性、多元性、竞争性、市场化。因此，文化类ＮＧＯ一方面独立于政府和企业，另一方面又在功能和机制上与政府、企业互相交叉，这使得其在促进公共文化建设方面有更为灵活的方式。文化类ＮＧＯ的核心功能可以归结为细化和深化政府倡导的文化服务建设，弥补其中不足，丰富文化服务内容，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以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公众道德素质等。其更为深层次的功能在于深刻理解文化价值，根据文化机理进行牵线搭桥，促使文化供给与文化需求更加契合，推动社会总体发展。 二、乡村公共文化建设 乡村公共文化指的是某一个区域内共同的互惠性劳作和生活的集合。乡村社区文化指的是“一群农民日常生活所共同享有的处境化经验及其价值规范”［５］，这种“处境化经验”来源于地方性知识、乡土社会规范和村民价值观，并借用乡村文化映射出来，共同凝聚了乡村公共文化知识、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最终型塑出乡村公共文化“知识—规范—价值”面孔［６］。一方面，“礼失求诸野”，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的精神家园逐渐迷失，目光开始转向传统和乡村，期望能在相对和谐的、田园诗意的乡村生活和传统精神中，追逐社会本位的乡土文化，寻找已失落的归属感；另一方面，乡村由于生产生活条件不足，城市生活诱惑力又极大，因此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使得乡村空洞化，乡土文化难以为继。乡村这片土地亟须在传统与现代的时代交替中，寻找突破和发展的方向。由政府倡导的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服务于承接饱含“乡愁”情绪的群体更好地转移和体验、回归传统乡土社会这一事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充分利用社会文化资源，借助有效的文化发展主体力量，致力于保护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与民族特色文化，维护和发展文化多样性，重建乡土公共文化。注重提高村民文化素质，满足民众多元文化需求，促进多种文化碰撞、交流与融合。在社会化参与机制的影响下，社会力量正在逐步参与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促进了多元文化主体积极参与现代乡村治理格局的形成。 三、文化类ＮＧＯ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中的策略 文化类ＮＧＯ参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表现为辅助政府进行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举办乡村公共文化活动以及为其服务政策提供参考建议等行为。具体来说包括乡镇图书馆（室）、文化站（室）、活动中心、电影院、博物馆、有线产品等基础设施；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