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docVIP

PAGE PAGE 1 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当城镇化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城镇化，无疑是十八大以来从官方到民间的舆论热词。 　　十八大报告中，“城镇化”一词高频出现：“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随后，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李克强副总理表示，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其在会见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时亦指出，“未来中国会越来越开放，我们扩大内需、激发城镇化潜力乃至发展各项事业。”他尤其强调说，这有利于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而在2012年12月4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城镇化”再度成为“关键词”。会议指出，城镇化是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国际社会关注到，作为未来中国经济的主政者，在十八大结束后的不到一个月时间里，李克强就城镇化发展问题，四次高密度地发表意见，已经引起全球高度关注。当前，世界经济尚未从衰退中恢复，欲振乏力。美国财政“悬崖”勒马，欧债危机此起彼伏，中国经济发展的传统路径——投资与出口，后劲明显不足，而内需短时间内又无法快速提振。面对世界迫切要求中国必须回答的战略性问题，中国此番高调祭出新型城镇化为未来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引擎，其意义乃在于两点：其一，回答了中国经济未来继续保持高增长，产业动能选择的方向；其二，亦明示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受的约束和预警条件。 　　所谓“闻风而动”，新的中央领导人刚刚强调了城镇化是未来中国最大的内需，国家发改委的官员随即透露，由发改委主导的《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初稿已经编制完成，其中明确“城镇化将在未来十年拉动40万亿投资”。中金公司发布了题为《布局“新四化”蓝筹股》的2013年主题组合投资策略报告，表示“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将主导下一阶段经济结构转型”。而敏感的资本市场，同样对来自政策层面的信息释放作出了迅速甚至堪称迅猛的反应：持续走熊近四年，被惨烈砸回“解放前”的中国股市，以上证指数为例，从12月4日1949.46点开始反弹，至1月15日本文截稿时收盘最高录得2332.78点，一月暴涨近400点，以地产、金融板块为龙头所带动的城镇化题材，行情至今风起云涌，向纵深发展 　　但，三九严寒之际一场袭击中国中东部地区的严重雾霾事件，却“不合时宜”地将人们的视线重新拉回现实，再次逼视与“美丽中国”大唱反调的PM2.5，其所折射的，恰是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不得不提的“城市病”。 　　对于2002年以来中国启动的城市化进程，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曹凤岐对记者表示，“当时的概念更注重大城市外延的无限扩容”。事实上，我们也看到，经过十年“摊大饼”式的城市化发展，各种资源进一步向一线城市集中，催生了诸如北、上、广等消化不良、日益添堵的超级城市，而它们却依然犹如一只只巨型章鱼，继续把饥渴的触角伸向周边无度攫取，以至于“逃离北上广”“重回北上广”的呼声此起彼伏。 　　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出于对北京空气污染的担忧，有外国运动员曾扬言要“戴着口罩来北京”，这种姿态一度令国人不快，以为对东道主的不尊重。而1月10日以来的雾锁京城，PM2.5指数濒临“爆表”，药店口罩脱销，北京街头人手一口罩，此时，已经没有人还会对当初外国人的担忧表示不解。“厚德载雾，自强不吸”——来自网友的自嘲与恶搞，在限购、限号、限行诸般“限”字当头的当下，无疑宣泄着对城市生活日趋“不宜”“不易”的无奈与不满。 　　《南方周末》关于北京城里“最会喝水的家庭”已经二十年不喝自来水的报道，进一步引发坊间关于“城市病”的热议。长期以来粗放式发展所累积的恶果，一如《中国青年报》1月14日头版评论文章所描述的那样，“GDP数字有多虚高，今天的PM2.5数字就有多高。中国人不仅正面临着‘一边开宝马一边喝污水’的悲惨式发展，也面临着‘一边住别墅一边被熏死’的危机。” 　　当此之时，新型城镇化的新鲜热辣“出炉”，势必引发人们的关注与思考：新型城镇化，如何避免走老路？其新，又新在哪里？ 　　为什么是城镇化？ 　　21世纪头十年，我国城镇人口从4.6亿增加到6.9亿，2011年末，中国城镇人口总数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正式进入城镇化的“拐点”，城镇化率也从36%快速上升到51%。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认为，城镇化是中国当前最大的结构调整，最大的内需源泉，也是最大的改革红利。过去十年，中国农村共约2.3亿劳动力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大规模城镇化带来的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