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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面对到上章：中唐至五代次对、转对制变迁探究 摘要中唐以来创立的奏对形式次对、转对，是 皇帝“ 皇帝“延英” “入”听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在制度渊 源上一脉相承，于朝廷日常行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五代朝 会听政制度废弛，后唐明宗另创“内殿起居”加以整顿，转 对也转而主要依附该制举行。受“起居”礼仪性强于行政性 影响，此后转对重要性大大降低，实现方式也从“面对”变 成“上章” o但是这种看似衰退的变迁却为宋代士大夫的制 度设计创造了有利条件。 关键词次对，转对，听政，变迁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 (2013) 12-0033-07 当前唐宋史研究中信息通进问题受到重视，与学界关注 较多的文书流通研究相比，讨论奏对这种君臣当面交流方式 的成果还不多，笔者此前曾分别撰文对唐代次对制与北宋转 对制进行了探讨。①这两种奏事制度在渊源上一脉相承，都 是一定级别的官员借由某种朝会听政仪式，每回轮次几员面 对或递呈奏章。可是名称与程式的差异还是反映了它们在性 质、意义上的区别，具体来说，唐以来的次对是一必要行政 环节，是皇帝解决现实需要的调整性办法，更多着眼于政情; 宋代转对则是辅助性求言议政渠道，是士大夫追求理想目标 的原则性设计，主要受政风影响。那么，应当如何理解这种 差异，它是如何形成的，原因何在？正如目前学界所批评的, 对唐宋制度之不同不应满足于简单的类型比较，更要从变迁 的具体过程来把握。由是之故，笔者试图考察中唐至五代时 期转对制的前后衔接与微妙变化，在弄清制度发展全貌与时 代互动细节基础上，发掘唐宋之间五代的价值、意义，从而 为把握唐宋政治运行方式变迁提供有效观察视角。 次对这种新兴奏事制度的产生与唐代朝会形式变迁有 关。②从安史之乱开始，原来的常参制遭到破坏，相对简易 的延英殿听政兴起。③后者本来只是临时性召见宰臣议论政 事，其举行场所仅为一偏殿，①但到唐德宗时期它已逐渐成 为最为重要的决策会议，替代了以往常参听政在中央决策中 的位子。可是，随着延英听政重要性的提升，其具体操作形 式并未得到相应发展。当时主要参与者仍然是宰臣，其他官 员的参与只能是临时召对与请对，这便引发了扩大皇帝听政 接触面、协调政治参与权的要求。为了应对这一问题，贞元 七年（791年）唐德宗下诏，每御延英，令诸司官长二人 奏本司事”，不久又敕常参官，每一日二人引对，访以政 事，谓之巡对”。②尽管上引文字没有出现“次对”字样， 但一般还是认为这便是该制创立的标志，③因为唐顺宗朝李 ■奏罢常参官巡对时说： 准贞元七年敕常参官并令依次对者，伏以朝夕承命已有 待制官两员足备顾问，今更置次对恐烦圣听，敕宜停。④ 所谓“并令依次对”是指，常参官两人奏事是根据次对 这种奏事方式设立的，而次对就应当是诸司官长二人奏本 司事”。当然，“次对” 一词早已存在，如德宗即位之初 曾对陆贽说： 朕嗣位，见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听，加质则穷，故顷 不诏次对。⑤ 这指的是召对臣僚或允许官员请对，⑥并非一种稳定的 制度性规定。所以，只是在贞元七年诏书将这种奏事固定化, 规定相应参与人员，作为一种奏事制度的“次对”才算真正 建立。 对于学界聚讼纷纭的次对、巡对具体含义和两者关系， 笔者此前曾指出，巡对仅指常参官引对，次对原意为奏对顺 序上的依次而对，而非传统观点“亚次”某官。可是次对涵 盖范围怎样，诸司长官奏事是否就是待制，则没能做出具体 说明。为了讨论方便，先列学界主要观点如下： 如上表所见，学界能够达成共识的只有巡对，对次对、 待制及两者关系的认识存在分歧，且都没作明确说明。实际 上，中晚唐为时不短，各种制度随时而变，上表所列各家观 点都较笼统，其正确性往往只局限于某一时段。 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必须弄清待制奏事制。待制之名 由来已久，待制奏事兴起时间却在唐德宗时期。唐前期待制 主要指一些官员轮流担任皇帝顾问，⑦安史之乱后，由于听 政与决策方式的转变，待制的功能定位也随之变化。大历十 四年（779年），因战乱停废的直日待制”制度得到恢复， “待制”职责定位仍是“以备顾问”。⑧建中二年（781年） 唐德宗试图进一步改革此制，他希望在“中书门下两省，分 置待制官三十员”。⑨这便将待制官变成常侍、谏议、补阙、 拾遗一类专职官员，不再是部分官员的临时职责，或长期兼 职。⑩由于这一举措将会带来官僚队伍的膨胀、增加财政压 力，在臣僚反对下德宗放弃了这一念头。贞元元年（785年） 八月，德杲令： 每日待制官各陈所见一条，仗下后封进，观古略兼补阙、 拾遗，有足匡时，固宜无隐。如事烦细，非理道所切者，不 须。① 这便将待制职责扩大到必须上章奏事，而非以往只是被 动地作为皇帝咨询对象。此后这一规定被很好地继承下来， 待制奏事一直都作为皇帝朝会听政的组成部分。② 将德宗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