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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7-05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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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与“美国梦”
“美国梦”,“英国病”,“日本热”——在逐渐远去的20世纪后半叶,这些词汇一度流行在西方社会,如今只剩下“美国梦”仍在西方价值体系中虎踞龙盘。但在近日,一个新鲜的词汇不断被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及:这就是“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奋斗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习近平语)。无独有偶,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多次演讲都在重复着“美国梦”——每个人都有追求个人幸福权利的这一信念。在中美两国逐渐形成世界的基本权力格局之际,两国在价值观上的自由竞争也日趋凸显。
“中国梦”:不仅改变自己,也在影响世界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一直没有停止过追寻梦想的脚步。老子的“无为梦”和孔子的“大同梦”可能是最早的“中国梦”。这是和平(人与自然和世界的关系)、和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个人身心内外的关系)的梦,“和”是“中国梦”的精髓。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中国国门洞开,古老的中国梦随着“天朝美梦”一起被打碎,中华民族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噩梦”。自此百年,涌现出无数仁人志士,他们怀揣着“救亡图存”的“中国梦”,不懈探索奋斗,希望唤醒“噩梦”中的中华民族。1843年,魏源认识到“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1861年,洋务派掀起“师夷长技”、自强、求富的改良运动;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主张兴民权,倡西学,废科举,建学堂,发展近代工商业,实行君主立宪制;1905年,孙中山等成立同盟会,希图“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些仁人志士寻求从国外获取“救亡图存”的新动力。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自此建立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成为中国人民期待的,顺应历史的“中国梦”。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中国人民追寻新的“中国梦”。1954年,党第一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64年,周恩来提出了分两步走在20世纪末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显然这段时期中国并未完全融入国际社会,“中国梦”的内向性质十分突出。
1978年后,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掀起了“图强求富”的“中国梦”。这个时期的“中国梦”强调同国际社会的互利共赢。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梦”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如今的“中国梦”也不再只是寻求国富民强,而是要拥有国际话语权和普世价值的定义权,增强设置国际议题和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展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寻求价值共识和国际影响力;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增强中国同国际社会的彼此欣赏;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此时的“中国梦”不是“孤芳自赏”或“自娱自乐”,“中国梦”不仅改变自己,也正在影响世界。
对此,《欧洲时报》在一篇社论中说,“中国梦”的承载既高远也实在,既厚重也轻盈,既深邃也朴实。她既是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整体目标,也是每一个人的具体愿望;她是实现之日的荣耀,也是走在路上的艰辛;任何梦想,都需身体力行,锲而不舍,攻坚克难。
“美国梦”:美国软实力的载体
1620年,当英格兰移民乘坐着“五月花”号横穿大西洋来到马里兰,寻求清教徒能居住的“净土”时,“美国梦”已经萌芽——美国能够给全世界每一个人均等的成功机会,成功取决于才能和努力,而不是家世和背景,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人人都有信仰的自由。
从17世纪中期开始,大量欧洲移民涌入美国。北美广袤的土地极大地满足了移民者对于财富和土地的需求,饱受迫害的欧洲清教徒,在这片无主的丰富资源和恶劣的广阔环境中寻找到自由民主。家庭背景、社会地位都没有实际意义,靠个人奋斗而取得成功成为人们遵循的法则。清教徒们受到上帝的“感召”,拼命工作,勤俭节约,严于律己,梦想建立一个“山巅之城”,清教主义深深影响了美国价值观,为“美国梦”提供了思想和宗教基础。有史家指出,“不了解清教主义,就不能真正地了解美国文化,同样也就不能真正了解美国梦。”
18世纪中期北美殖民地掀起“大觉醒运动”,这场运动扩大了宗教信仰自由,促进了殖民地的民主进程,推动了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形成,也孕育出美国式的民主理想。使“美国梦”的哲学基础深深地烙上了欧洲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印记。
《独立宣言》的发表和独立的实现,使“美国梦”有了现实和法律基础。《独立宣言》写到:“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独立宣言》给“美国梦”插上了翅膀。
独立后,美国兴起了大规模群众性的“西进运动”,不仅开发了广袤的西部土地,更是滋生了美国人的流动性,培育了美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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