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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的语用策略 陶行知的语用策略 论文摘要：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也是一名语言艺术家，他具有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善于采用语用策略，其语用策略体现在语码策略、风格策略和修辞策略等方面。成功的语用策略为其教育思想的传扬，教育改革、社会改革理想的实现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对陶行知语言文字观、语言风格、语用策略等的研究，是陶研工作向广度推进的有益尝试。 关键词：陶行知；语用策略；语码；风格；修辞手法 陶行知先生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充满原创色彩，切合中国实际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曾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带来无限生机和希望。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人们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对其深邃的思想理论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作为语言艺术家的陶行知，却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将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探寻陶行知的语用策略。 笔者认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之所以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发挥了巨大的社会作用，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陶行知是一位语言艺术家，他具有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他善于选用语用策略，正是成功的语用策略，为其传扬教育思想、爱国主张发挥了积极作用。其语用策略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语码策略 所谓语码策略，是指陶行知为了普及教育、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及时放弃文言选择白话的一种策略性言语行为。正是由于他放弃了只有少数人能懂的文言，采用了大众熟悉的白话语码，使其教育理论、教育思想得到了更为便捷的传播，使更多的人了解、认同其教育理论，并将其教育理论付诸行动，从而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开展平民教育、乡村教育进而改造社会的热潮。 从现有资料看[1]，陶行知从1917年开始尝试在正式场合采用白话。1917年10月10日在南京高师纪念会上，陶行知用白话发表了《双十节纪念》演说，尽管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陶行知的白话还带有文言的痕迹，但是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从1917年到1922年，陶先生的演说和写作处于文白混用时期，前期以文言为主，后期以白话为主。1923年6月他和晏阳初、朱其慧等在上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筹备会，开始投身平民教育。[1]其后公开发表的文章、诗歌、演讲等基本都采用白话，只有私人信件偶尔采用文言。[2] 陶行知有非常深厚的古文功底，他精通文言，可以熟练驾驭文言，而且他用文言写作的文章典雅精炼。那么陶行知为何放弃文言而采用白话演说写作?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普及教育、改造社会、推进文明进步的使命使然。1917年陶行知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国，痛感中国的贫穷与落后，认为病根就在于教育不普及。所以只有普及教育，特别是普及乡村教育、平民教育才能加快社会文明的前进步伐。为此，他利用一切机会发表演说、撰写教育论文，创作诗歌阐述自己的教育思想，为了让自己的教育思想得到更快更广的传播，他深知如果选择只有少数人懂的文言是难以承担如此重要的历史使命的，于是他放弃文言采用了千百万平民能听能看的白话。 一个是时代潮流使然。四五新文化运动，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革新运动，其中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新文字运动等文化革新运动，给中国思想界、文学界、文化界、语言学界和教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刚刚回国的陶行知，自然对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感受颇深。当时的文化思潮是：文言与文言文代表的是落后的守旧的传统文化，而白话与白话文则代表着开放的先进的新文化。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组织者胡适在1917年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等主张。[2]41 另外，白话文的领域不断扩大。与人通信、作诗、公文等通通都用白话书写，国外大量的文学作品也以白话的形式被介绍到中国来，《新青年》专辟易卜生号来介绍挪威戏剧大师易卜生的话剧和思想；提倡白话文的成员更加广泛，民众、青年学生、大学教授、语言学家、社会团体、政府官员和部门都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提倡白话文的实践活动中来。总而言之，就是无论对什么人，作什么事，无论是著书或随便地写一张字条儿，一律都用白话。经过五四时代的不断发展，白话文势不可挡地动摇着文言文的正统地位，不但在文学领域上成了正宗，在一切书写领域也取得了独霸的地位【3】P69。 白话代替文言，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由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趋势。因此，从某种角度说，陶行知放弃文言选用白话，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反映。在他看来文言和文言文只是少数贵族阶层即小众能用的语言文字，这种语言文字是难以承载普及教育、改造社会、强国富民的历史大任的。他选用白话写作演说是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白话和白话文的支持。在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中，他更是直接参了白话与文言、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论争，旗帜鲜明地支持大众语和大众文，而大众语和大众文实际上是白话和白话文的进一步发展。[3] 二、风格策略 本文所谈的风格主要是指语言风格。任何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