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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 “新”城镇化有新意 　　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急剧的城镇化过程。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旧的城镇化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新型城镇化作为推进经济结构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已成为政策共识。但是，目前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具体内涵以及对经济的可能影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在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下，对城镇化与经济供给面以及需求面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过去模式难以持续 　　城镇化率，在统计上体现为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于城镇常住人口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所以城镇化率主要取决于非农产业的发展程度。经济学中一个普遍成立的定律是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的增长，食品消费在全部消费中占比下降。因此，收入增长将自然推动对于非农产业的需求，从而提高经济中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比例，导致城镇化率上升。从理论上说，虽然城镇化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起到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总体上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在我国的城镇化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相辅相成，呈现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1年51%，年均增长约一个百分点，同期我国人均GDP实际增速平均近9%。展望未来，虽然一般的预期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开始了放缓的过程，但城镇化的进一步提高往往被认为是保持增长较快速度的重要因素。 　　怎么理解城镇化的推动力与经济影响呢？城镇化伴随和影响经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的变化：需求面源自消费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供给面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城镇化过程能够得以推进，一般有三个环节：一是供给扩张。通常伴随工业化、社会分工深入，生产效率提高，社会生产的供给能力扩张，并带来收入增长。二是需求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的不平衡扩张。因为人们对食品的需求相对有限，收入增加带来的对非农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长超过对农产品的需求。三是相对价格变化引导资源向非农部门和城镇转移。需求的相对变化，引导产品与资源价格相对变化，造成人力与物力资源在城市与农村空间上再配置，一个典型的现象是非农部门的劳动报酬的增速超过农业部门，城镇人口的增长快过农村。在这个过程中，人口结构与政策的变化可能起到推动或者限制的作用。 　　上述的框架似乎显示城镇化是供给面改善的一个结果，同时城镇化本身也会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一般而言，城镇化有两个渠道提升劳动生产率，增加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一个渠道是城乡效率差别。由于城镇人均所拥有的资本和技术比农村高，城镇生产效率一般比农村高，人口从生产效率低的农村地区转入生产效率高的城镇，拉升社会总体的劳动生产率。另一个渠道是，当人口聚集在城市后，产生企业规模效应、知识与技能传播效应、信息传播效应，都可能从动态上提高城镇内部的劳动生产率。 　　就中国而言，由于存在城镇—农村二元经济，有一个特殊历史阶段，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从两个方面提高了潜在增长率：第一，进城民工从原来的农村失业或者不充分就业的农民转换为产业工人，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第二，大量的劳动力供应压低了工资，收入分配上造成企业和政府部门对居民部门的挤压，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也拉大，由此带来消费率下降，储蓄率和投资率提升，资本存量的扩张增加了经济的供给的能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后，我国进入人口红利时期，加大了劳动年龄人口的供应和相应的储蓄率的提升。 　　中国过去30年的城镇化，伴随快速的供给扩张。经济供给能力可以用潜在增长率来衡量，它由两个部分构成：劳动力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根据我们的测算，从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后，我国进入持续约20年的“人口红利”期，劳动力增长很快。同期我国的总劳动生产率也以每年8.3%高速提升。两者相加，造成过去的城镇化受到供给面的限制是比较少的。 　　当前，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已经步入尾声，农村富裕劳动力也大幅减少，劳动力市场变紧，工资上升，这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刘易斯拐点”，意味着我国经济供给面改善的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已经终结。供给扩张将成为未来城镇化的新瓶颈。 　　从需求端来看，城镇化的过程伴随较高的投资率（基础设施、住房、公共服务等）。这是因为，随着供给的扩张，国民收入增加，需求相应增长。新增需求中，非农产品需求，超过农产品需求，宏观上就表现为城镇化加速。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由于非农产品相应的收入弹性较高，新增国民收入所带来的非农产品需求增加也就相对较多，这个阶段工业化与城镇化速度也就较快。事实上，过去十几年我国投资率大幅提升，引发了是否过度投资的争议。 　　那么，为什么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对非农产品的需求的扩张更多体现为投资扩张，而不是消费增加呢？这里有基本面的因素，比如过剩的劳动力，意味资本的边际回报率较高，刺激投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