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司法公开制度及其启示.docVIP

PAGE PAGE 1 韩国的司法公开制度及其启示 　　一、韩国司法公开制度出台的背景 　　韩国司法公开制度是韩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进行了强有力的司法改革，在司法体制、诉讼制度、法曹（法官、检察官、律师）选拔、国民参与、法学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探索。韩国的司法改革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内外在动因。 　　1894年，朝鲜李氏王朝在日本的胁迫下开始了近代化改革，废除吏户礼兵刑工六曹政府设置，通过了《法院改组法》，实现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建立了朝鲜近代司法制度。此后，日本吞并朝鲜达35年，将大陆法系的基本司法制度带到了朝鲜半岛。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司法制度、司法文化、法学理论等渗透入了韩国。因此，韩国的司法体制中既有大陆法系的因素，又有英美法系的特征，同时又混杂有韩国传统法的影子。“这种混合性因素的相互影响虽有助于发挥司法体制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功能，但同时导致司法制度主体意识的欠缺，导致司法制度价值体系的不确定性”。[1]51正是由于司法制度价值体系的不确定性，导致司法权威未能获得民众的普遍信任。加上韩国社会中存在的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国民要求司法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司法改革过程中，法官的选拔和培养机制备受关注。由于法官来源于司法考试通过且在司法研修所成绩优秀的人员，因此，法官的数量相对较少且是社会的精英。这种精英主义的理念和做法，一方面有利于培养法官的职业感、荣耀感，提升国民对法官、法律的信任，从而树立司法和法律的权威。但另一方面，韩国法官的精英化也使民众认为，法官、法律离他们太远，这样不利于体现国民主权理念，不利于扩大司法的民主基础。因此，韩国的司法改革“确立了司法制度接近国民、便利国民、为国民服务的新理念”[2]。希望通过国民的司法参与，使司法活动更加贴近国民生活，提升国民对司法的信任。 　　此外，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韩国政府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了政务和政府信息向国民公开的工作，特别是在最近几年，提出了建设“参与政府”、“电子政府”的目标，努力扩大国民对政府运作和政府信息的知情范围。制定于1996年12月的《公共机关信息公开法》，历经2004年的全面修改，以及2005年、2006年和2007年的三次修订，现已成为公共机关信息公开的基本法律依据。该法律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目的和原则、信息公开申请人和公共机关的义务、信息公开的程序、异议复请程序、设立信息公开委员会等。因此，韩国国民基于《公共机关信息公开法》也产生了对司法公开的强烈需求。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韩国司法公开是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推出的，它是树立司法权威的逻辑使然，它顺应了国民参与司法的内在需求，也是政府信息公开催化的结果。 　　二、韩国司法公开制度的基本内容 　　尽管韩国从1990年以来陆续推动司法改革，但是，其基本的司法架构并无重大变革，大法院院长建议总统有必要彻底检讨司法体系的基本架构。大法院于2003年10月成立了由来自法律界、媒体、工会、企业、非政府组织等21名成员组成的司法改革委员会。为了推进司法改革委员会方案的实施，大法院又于2004年8月向总统提出再度推进司法改革的建议，总统府于2005年1月成立了总统府司法改革委员会，定位为总统的咨询机构。该委员会提出的司法改革建议包括设立职业导向的法学教育、推动公众参与司法程序以及对刑事法律制度进行大规模修改。总统府司法改革委员会的建议得到了国会的支持，三部重要法案得以通过，即《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有关法学专门大学院的设置与运作法案》、《国民参与刑事诉讼法案》。其中《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和《国民参与刑事诉讼法案》主要体现了韩国司法公开制度的内容。 　　国民参与裁判制度。《国民参与刑事诉讼法案》第2条规定，国民参与裁判系指陪审员参与的刑事裁判，陪审员系指依法被选定参与刑事裁判之人。第5条规定，国民参与裁判的案件类型是五类：第一，侵害生命法益所附随之特定类型之刑法上犯罪行为；第二，各种特别法所规范之重要犯罪；第三，合议庭所管辖之刑事案件中以大法院规则所指定的案件；第四，该当于上述犯罪类型之未遂、教唆、帮助、阴谋、预备罪；第五，与上述犯罪相牵连而需合并审理的案件。第7条规定，国民参与裁判所适用之案件类型属强制辩护案件。2009年修正大法院规则又将性犯罪等部分犯罪类型追加于国民参与裁判适用范围。 　　国民参与裁判的人数在该法律中有明确规定。法定刑为死刑、死期惩役或无期禁锢的案件类型有九位陪审员参与，上述案件以外类型国民参与裁判由七位陪审员参与。只有在被告或辩护人于准备程序中承认公诉之主要事实时，可由五位陪审员参与裁判。法院如果认为事件内容有特别之情事时，在检察官或辩护人同意的情况下可选定七位陪审员参与裁判。该法律还规定了陪审员的资格、选任程序、陪审员和预备陪审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