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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俊谈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解决“三农”问题要着眼于通过深化改革，从体制和 法律上建立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大幅度调整国 民收入分配政策和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工业反哺农业 的新机制；加快城镇化的发展，切实打破城乡隔阂，形成 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机制；赋予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 国民待遇，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在理 顺城乡关系的基础上，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 形成农业和农村经济自身良性发展机制。 从体制和法律上建立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 我国目前正处在从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向工业和服务业 经济转化的过程中。伴随这一进程，城市住房和非农业用 地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大量的农业土地转化为城市用地。 我国是通过国家强行征用的方式而非通过市场化的方式， 将土地从农民手中征用过来，然后把土地转让给新的用地 者，用于城市用途。而且这种转化通常是被垄断的，这种 做法在世界各国是非常鲜见的。国家强制性地将农民集体 所有的土地征为国家所有，农民在得到一定补偿后，便永 久丧失了土地的所有权。伴随着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 化进程，大批农民变成了失地农民。据估计，目前中国完 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可能高达4000万一5000 万人。国家强制性大量征地造成的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就 业无着落等问题日益严重，因征地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不 断加剧。 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需要有新的立法和政策, 既保证国家建设用地，又要给农民以公平的补偿，给失地 农民以妥善的安置。必须完善有关法律，保证国家为了公 共利益的需要才动用征地权。为了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征 地补偿必须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实行公平补偿，不 能以侵害农民利益为代价降低建设成本。必须完善征地程 序，保证在征用农民土地过程中土地权利人有充分的知情 权和参与权。必须允许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 场流转。根据现行法规，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不能出租、 转让和抵押等。目前法律的规定已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的 现实。要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只要符合土地利用规划， 只要在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控制之上，应该通过市场开发 商和土地所有者进行平等的谈判，而且不一定涉及土地所 有权的转移。要改变一次性货币安置为主的做法。农民入 股也可以，合营也可以。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是保障 失地农民权益的根本途径。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工业反哺农业的新机制 目前中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压滤机滤布。工 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后，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 非农产业，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进 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工农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农业不 再替工业发展提供积累，农业成为接受“补助”的部门， 而不是受挤压”的部门。根据国际经验，此阶段不同国 家从各自国情出发，都采取相应措施，以工业反哺农业。 尽管现在农村人口还占多数，还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通 过大量补贴来解决农民收入偏低问题，但就我们国家的财 力来讲，我国在总体上已具备了反哺农业的实力。与国家 财力增长相适应，必须增加政府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 形成支农资金的稳定投入渠道。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幅度 要继续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政府新增财力的 使用要大幅度向“三农”倾斜。 为此应该切实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 过去我国农业财政建设性资金中，用于大中型工程的比重 较大，而与农民生产和生活直接相关的农村小型基础设施 的投入严重不足。在取消农业税以后，要将农村小型基础 设施建设纳入各级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范畴。 切实打破城乡隔阂，形成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改善城乡 关系上做了大量工作，但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资源配置和国 民收入分配中仍处于不利地位，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发 展机会和社会地位方面仍然不平等。由于长期受城乡分割 的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在处理农村与城市关系问题上， 仍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重城轻乡”的观念，甚至以牺牲 农民利益来换取城市和工业的发展。 城市的发展，城市很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农业和农 村的支持；农村的发展，农业和农村很多问题的解决，更 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带动和反哺。与同等工业化程度国家 相比，我国城镇化水平仍然有很大差距。目前，发展中国 家城镇化平均水平已达40%,发达国家城镇化平均水平则 在70 %以上。根据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城镇化水平在30% —70%时期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一个国家的城镇化 水平达到70%左右才能基本稳定。可以预见，未来20年， 我国将处于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比较乐观的预测是，按 照1995年以来城镇化率平均每年增长个百分点的速度，XX 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为％，2020年达到65 %；较为保守的预 测是，按照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城镇化率平均每年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