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在英国.docVIP

PAGE PAGE 1 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在英国 　　对媒介与性别关系的考量，是英国文化研究历史演变进程中比较特殊，同时也是最具冲击性的一个话题。它本身即已成为一种话语的谱系，同时也与特定场域中的构建息息相关。我们很有幸地看到，北京2012BLCU国际文化研究讲坛能够将此作为一个关注的核心，以此而重新激发来自于世界不同区域与国家学者的兴趣与想象。作为原初伯明翰学派的一位成员，面对这样的话题，当然会引发我对这段历史，更具体而言，就是对某种主题史的记忆，然而我也希望借助对一个聚焦性人物即撒切尔夫人形象的分析踏入这一五光十色、变幻至今的思想流波。 　　为何要谈论这个名叫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女人？在1990年告别政坛之后，她作为一个热门政治形象实际上已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这肯定不会成为一个终结。最近她又以两种重要的方式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野：2011年由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传记电影《铁娘子》公映；2009年在伦敦白立方画廊举办《白色暴动》（犠犺犻狋犲犚犻狅狋）艺术展上，艺术家马尔库斯?哈维（MarcusHarvey）展出了其名为《玛姬》的扛鼎之作，即一幅玛格丽特?撒切尔画像。有心者自然会将这样两个媒体事件与过去发生的历史场景关联起来，去思考撒切尔这一人物已带来的诸种影响及今天在感受层面正在发生的变化，并进而发现文化研究、性别研究在相关思想交锋过程中所酿成的模式移位。 　　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的出现 　　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经历中，媒介研究和性别研究通常会采用文学研究（如符号语言学、心理分析、批评理论、后结构主义）和更具经验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如民族志、政治经济学、社会历史学）理论框架。媒介和性别研究既有各自的概念和渊源，也有相通之处。 　　在性别研究中，情况也大致类似。妇女（woman）是一个主导着我们想象性认识的符码性范畴，而女性（women）则是借助妇女这个概念成为被规约的历史主体的。两个类属之间（妇女和女性）存在着张力，因此而不可能将之做整齐的对应，并由此而引发了在性别（gender）问题上的广泛争议，比如性别是什么？性别如何有所为又有所不为（如性别操演的概念所示）的争论，也涉及女子气与男性化都有亦真亦幻的特点。因此不能始终（也许曾经是）将之归属于那些被称为男人和女人的社会群体。就像文类这个词一样，女子气和男性化是属于文本的、也是社会的类别，甚至其本身就是文类。它们如此被阅读并存活在人们的想象中，既通过符码而建构起来，也被活生生的现实所实践。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以媒介和性别为对象的文化研究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这些研究者或来自于人文学科，或来自于社会学科。 　　上述研究方法也体现在我的工作之中：《明星的凝视：好莱坞电影和女性观众》（犛狋犪狉犌犪狕犻狀犵：犎狅犾狔狑狅狅犱犆犻狀犲犿犪犪狀犱犉犲犿犪犾犲犛狆犲犮狋犪狋狅狉狊犺犻狆，1994）通过对文本与经验的文化区隔的分析回顾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电影明星留给英国女性的记忆。我那时受几位女性主义文化研究者的影响，她们既对媒介的意义（文本中的编码）感兴趣；也对与身体、记忆和情感图景相关的消费实践十分关注。这种研究抛开让历史主体性荡然无存的文本分析（有时给人一种文本决定论的感觉），给电影模式提供一个机会，使得无意识的焦虑和欲望得以在其中预演和生成。为了给在特定社会、家庭环境中的某些女性对理想化媒介的消费以准确的定位，感官体验应当受到重视，这也影响到了人们对电影的记忆。 　　回顾媒体和性别研究的历史时，可以发现三个重大的意义变化：激进女性主义者历史地位的改变；在英国大学中媒体与性别的知识背景的改变；政治和文化研究的相互影响。三大变化也自然构成了重溯媒介与性别研究主题的基本框架。 　　我的学术研究起步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从20世纪80到90年代该中心出版了许多很有影响的著作。其中有两种专门针对性别问题：CCCS女性小组的《女人有话说：女性从属地位面面观》，以及由萨拉?富兰克林、西丽亚?拉瑞和我合编的《远离中心：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二书均以英国文化为背景而提出某种政治诉求。在该话域中，文化是政治的文化（被资本主义、父权旨趣所塑形的），政治是文化的政治（部分被大众媒介所建构）。 　　《女人有话说》是一次女性主义语境下的集体尝试，试图在以劳资关系为讨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为女性寻求一席之地。书的内封有一段宣言性文字：“中心旨在使文化（其形式和过程）与作为社会构建中的社会、物质基础休戚与共，并根植于同一历史框架之中。”但媒介在此起到什么作用呢？媒介嵌入在众多的事件当中：如在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形式之中，在妇女和劳动力性别划分之中，在语言和意识形态之中。这本跨学科的著作借社会转型与政治干预之名，就被压迫女性意识形态和个人主义、劳工阶级文化和家务劳动、生产和再生产的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