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在黎城.docVIP

PAGE PAGE 1 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在黎城 朱富根 搜集整理 为培养军事人才，1938年1月，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决定将师教导团改建为随营学校，因为教导团初建时就是以援西军随营学校改编而成的，所以改建工作比较简单，教学工作开展的也比较顺利，特别是师资中有一批优秀的军事政治教师队伍，师部除调一批干部深入各地组建工作团、游击队以外，尽快落实了随校的组织机构。任命王才贵为校长，袁鸿化为政委。随营学校在辽县（今左权）县城附近的大营盘成立。随营学校成立之初，首先开办了游击战争训练班。主要是结合晋冀豫军区的创建，为附近各县武装自卫队培养游击战的骨干。 1938年春，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地区进行了反九路围攻作战，战役胜利结束后，4月晋冀豫军区成立。6月，在黎城上遥、下遥（正社村），一二九师对随营学校的教育作了调整，主要训练一二九师所属的连、排级干部。调易良品接任校长，袁鸿化任政治委员，田长江任参谋长，余益元任政治部主任。随营学校分为三个营，一营营长皮定均；二营营长赵义山，三营营长梁俊亭。随营学校的学员绝大多数都是经过长征的红军，虽说都是干部，但在战斗中和战士一样冲锋陷阵。 由于学校参与了与日寇的作战，在同日军作战过程中，学校领导找出了自己的差距，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因此学校非常重视战后总结经验和教训。取得的经验或失误和教训，都在课堂上进行评价，以便更好地结合实际学习。学校主要讲理论课，同进也非常重视实践课。各部队基本都是以营为建制活动，所以学校就非常重视连、排的战术和单兵的作战能力。特别对战术训练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拼刺刀，我们的战士多数没有经过严格训练，操枪的动作很大，像抡大棒似的，胳膊挥动就闪出空挡，往往叫鬼子占了便宜。在教学中，培训学员侧身向前，不给对方留下太多身体暴露面积，避免露出破绽，用手腕的爆发力量将对方的枪刺拨开，突刺时双臂夹紧，前脚稳住而不是冲出去，以便灵活回撤。 1939年秋，由于日军“扫荡”，学校经常处于动荡之中，为了给学员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随营学校转移到黎城县东边的桃花庄，后又移驻杏树滩、麦仓村等地。当时任一二九师政委的邓小平同志，一方面领导部队抗击日寇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一方面花很大精力抓部队随营学校的工作。邓小平指出，学校是培养干部的熔炉，首先要提高学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加强革命意志的锻炼。其次要加强军事教育，提高组织指挥能力。大家要放下架子来学习，昨天是指挥员，今天是学生，要过战士生活，特别要守纪律。过去有些连排干部都不知道自己管理教育部队的职责，这是不行的，学校要特别重视提高学员的政治觉悟，站稳立场，不违反党的路线和党的基本原则。要注意团结知识分子。在教育上千万不要墨守成规。总之，学校的一切教育都是为了对敌作战，都是直接为革命斗争服务。怎样把学校办好，邓小平政委作了很多宝贵的指示，希望随营学校直接为革命斗争服务，理论联系实际，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办好学校，使学员能在短期内提高军政素质和组织指挥才能，关键在于教员队伍。根据邓政委的指示，学校十分重视抓好教员队伍的建设。教员中有的是从延安抗大、陕北公学毕业生中选派来的；有的是从全国各地来的爱国知识青年；也有些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军官；还有些是从庆阳教导队培养出来的优秀生；再就是在部队中挑选具有实践经验及相当的军事理论和技术水平的干部。学校各级领导对教员都很关心，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营连职干部每月发两块钱的薪金，而教员发3元。 学校离师部不远，师首长们经常来学校讲课。总部领导也时常来检查指导工作。当时在随营学校供给科工作的李鸿鸣在《彭总和咱同甘苦》中写到了彭德怀有一次到学校检查工作的故事： 1939年，不可一世的日寇大举进犯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国民党消极抗战，八路军处境艰难。　　这年4月的一天，春光明媚，风和日丽。彭德怀同志在返回八路军总部的途中，来到驻在山西黎城县西北约40里的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检查工作。我当时在随营学校供给科工作。校领导认为，彭总远道而来，十分辛苦，一定得好好款待。彭总一到，顾不上歇息，就认真听取校领导的汇报，并兴致勃勃地参观学员们简陋的校舍，同部分学员亲切交谈。 午饭的时候，彭总进屋看见一桌摆满八九个菜的酒席，便惊讶地问：“你们学校的伙食这么好哇？学员们都吃这样的饭菜吗？” 校领导连忙解释：“首长轻易不来，请首长吃顿便饭。” 彭总当即沉下脸来：“如果是专门招待我的，我不吃！同志们，现在环境这么艰苦，条件这么差，每人每天只有５分钱的菜金啊！我怎么能吃下去？！”彭总的一席话，说得大家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接着，彭总笑着说：“好啦！警卫员，去把这些菜都倒进学员食堂菜锅！” 年轻的警卫员立刻应声前来，几位校领导连忙动手帮助收拾。随后，警卫员从学员食堂打来了大锅菜。 彭总高兴地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