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docVIP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 毛素文 通常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重人伦而轻自然、重群体而轻个体、重义轻利、重道轻器的特点，这主要是就儒家的价值取向而言。如果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一整体系统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还存在大量独立于儒家文化之外的文化内容。这些内容不同、类型相异的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吸收，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相拒而又交融，相反而又互补，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丰富的价值系统。 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从总体上看，都非常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取向。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大多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来自我约束，自我激励和自我塑造。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记载了范宣子和叔孙豹讨论“不朽”问题的对话，对话中范宣子把家族的兴旺看作是不朽，而叔孙豹则把“立德、立功、立言”看作是三不朽，认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理论来源。而直接提出此价值观的是《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以“格物”为起点，层层递进，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加强自我道德完善，然后由己及人，从“格物”到“修身”都是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人生的积极进取精神，是一种积极有为的人生哲学。而当儒家这种积极的人格理想与价值目标受到挫折而无法实现时，他们继而转向道家思想中去寻找寄托。这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内核。一方面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注重内在修养，即人格和道德的自我完善。这种儒道互补，进可攻退可守的人生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持人们的身心平衡，体现了人生进展的有张有弛、张弛相融的生命哲学。 然而，如此的价值取向似乎暗示着世人，个人要想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仿佛只有走从政当官这条路，这就促成了中国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建立，也给中国传统思想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官本位”的思想，就是以获得了公共权力的人为本位，一切服从于官级地位的价值取向。这种错误的价值导向，不仅容易导致全社会的单一行政化，也是社会落后和腐败现象的重要成因。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官本位”是不符合现代精神的，是一个将通过体制改革而被超越的历史陈迹。 二、伦理道德 如果说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要表现为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那么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来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维护社会秩序，则成为传统中国人的共识，成为中华民族普遍的、自觉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型民族。在同一空间区域内，要达到长期共存的目的，维持一定区域内家族之间、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我国整个古代社会，血缘氏族关系、宗法等级关系非常复杂，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就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而建构起来的。既定的社会秩序、人际关系的正常运转只有靠道德规范来维系，而儒家思想正是把这种伦理道德内容理论化为亘古不变的道德说教。儒家学派因其植根于亿万人心深处最亲密、最难以摆脱、最本能捍卫的血亲观念之上，而获得远胜于其他学派的巩固地位，从而构筑起中国传统文化“伦理——社会——政治”学说基本框架的理论基础。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习惯上以伦理道德为价值取向，去分析和评判他人的思想和行为，要求忠君爱国，孝敬父母，友兄悌弟，舍生取义，讲求信誉，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风情风俗、审美意识、价值观念等方面都产生了极为广泛深远的影响。从积极意义上看，它强化了个人的道德品行修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和谐人际关系，维系社会的既定秩序，中国历来被誉为“礼仪之邦”与此不无关系。从消极方面来看，它不是从平等的角度去维系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而是体现出上下贵贱、尊卑长幼的严格等级差别，甚至于性别歧视。这种差别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阶级性、专制性和非人性的特点。它扭曲了正常的人际交往和各种社会关系，使人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异化，甚至成为精神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桎梏。 三、义利关系 道德与物质利益，何者更为重要？这个问题其实属于哲学中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的范畴，在中国思想史上集中表现为所谓的“义利之辩”。由于中国传统思想浓厚的伦理道德倾向，认为义重于利、崇义贬利的价值取向始终是传统文化的主流。 此种价值取向在孔子时代即已定下了基调。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战国时期的孟子则趋于极端，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迨及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