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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的新看法：公布有理 虽然绝大多数媒体仍然坚持这一方针，但是，一些新闻从业者和强奸案受害人近年来改变了这一做法。 艾奥瓦州《得梅因纪事报》前主编热内瓦·奥夫霍尔泽认为，自1989年来，对性犯罪的公开比过去的保密更能减轻受害者的负担。 1991年4月，29岁的帕特丽夏·鲍曼控告30岁的威廉·肯尼迪·史密斯3月29日在迈阿密的棕榈滩强奸她。由于史密斯是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和参议员特德·肯尼迪的外甥，由于全国正在辩论“约会强奸”问题，媒体对此案的关注不亚于科比案。全国广播公司新闻总裁迈克尔·加德纳决定公布原告姓名，为此他给出四点理由： 公布受害者姓名的四点理由 （1）我们的行业是散播新闻，而不是隐瞒它。 （2）编辑决策应由制片人、主编和新闻主管、而不是法庭、立法机构、新闻发布室或与新闻有涉的人作出。 （3）不公开强奸受害者就会成为沉默的共谋者，它强化了被强奸羞愧难当的观点，而新闻界的一种告知方式就是消除不正确的印象和刻板成见。 （4）史密斯还没有被控有罪，只是一个犯罪嫌疑人，而媒体已经不假思索地将他的名字和名誉扯进了事件，而帕特丽夏·鲍曼呢？我们应公平对待原告和被告。[1] [1] Alison Alexander and Jarice Hanson(eds.), Taking Sides : Clashing Views on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Mass Media and Society, Guilford, Conn.: Dushkin, 1993, pp.86-87. 情况的复杂性与慎思善断 然而，即便那些赞成给出性犯罪原告姓名的主编也承认情况的复杂性：这意味着作为一个原则，指出所有原告的姓名，还是有选择地指出其中一些人的姓名？青少年和儿童呢？ 而且如果只指出我们选择的那部分人的姓名，那是不是在制造一种比目前情况更可疑的双重标准呢？ 此外，还要互联网时代的现实：互联网有时候是创造性的，有时却是破坏性的。这迫使职业编辑不仅需要关注新闻方针是否合乎伦理，而且还要问问是否与现实相关。 当信息在互联网上唾手可得时，在报刊上或广播电视中隐瞒信息有意义吗？或者，主流媒体依然通过设定一套约束标准来维持其崇高地位吗？[1] 在中国，“人肉搜索”虽然有利于公众监督权力，但是对于此类问题利弊几何？我们不容易给出答案。（台湾刚刚宣布“人肉搜索” 合法） [1][美]塞西利亚·弗兰德等：《美国当代媒体编辑操作教程》，展江、霍黎敏主译，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336-338页。 (3)媒体暴力与真实暴力有无关联 自杀事件“示范效应”？ 校园血案接二连三 富士康连续跳楼事件 [法国]麦克雷：媒体暴力与真实暴力无关，问题不应该归咎于媒体 简评 照片拍摄者《东南快报》摄影记者柳涛接受电话采访时对于网上指责他“守株待兔”感到委屈。 他说：“摄影记者这个职业有时候的确很残酷。当时狂风暴雨，我在那里坚持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等到那个场面。如果没等到，我根本不能用照片说明那里有个水坑。拍不到那个坑，有关单位或许不够重视，今天就不会填补那个坑，这样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人可能在雨中摔跤。” 这种自辩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的守候明显违反了生命价值原则，失去了人道主义关怀。谁能说在水坑中摔跤的人没有生命和重伤危险呢？ （4）调侃悲剧，罔顾人伦：案例一 《信息时报》报道，2003年11月2日，一名外省男子站在广州市的一座天桥上，对着桥下京广铁路边的高压线撒尿，由于尿液导电而身亡。 “记者在现场看到，死者全身被高压线烧得黑黑乎乎的，像烧焦的烤鸭”，“‘潇洒’撒尿当场毙命”； “那男子对着高压线撒尿时，突然听见‘砰’的一声，那名男子整个身体被高压线吸引过去粘在上面，这时又发出‘砰’的一声巨响，那男子的衣服突着火，燃烧1分钟左右后，男子的衣服烧光后变成了‘烤鸭’，从10多米的高压线上掉下来当场毙命”； “附近居民认为，该男子是自吃苦果。”这样的描述似还不够刺激，报道配上了两张照片中有一张是该男子的赤裸尸体，文字说明：“男子被高压电线吸住后，又从10米的高空摔下，当场毙命。” 调侃悲剧，罔顾人伦：案例二 2004年5月27日，《华西都市报》在“10米高空脚打滑，哦呵！”的标题下报道： 26日，43岁的四川简阳籍工人曾先法，因脚下打滑，从成都凤凰山农场幸福分场一个10米高的建筑物上坠落殒命。 在该报同天的第二版上还刊登了另一则社会新闻，标题为“哦嗬！第9根断指忘在自贡了”，报道自贡市荣县一家机器设备加工企业的18岁胡姓工人手指被机器切掉9根，送往成都现代医院进行续接手术，才发现还有一根忘在了300多公里外的自贡。文章还配有一张右手五指分离的带血照片。 调侃悲剧，罔顾人伦：案例三 类似的冷血新闻近年并不鲜见。演员牛振华2004年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