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docVIP

首先，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是以对人性深刻分析为基础的。在这方面，本书作者的专门研究，使我们读来深受启发。他对古代儒家各派学者的人性学说，进行了学术清理，从而得出了一个“人性可塑”的结论。一般来说，不管是什么样的政治模式——国家治理方式，它的对象都是人，而人的复杂多变性则根源于复杂多变的人性。儒家学者正是在阐述人性复杂多变的基础上，建立起他们的德治思想的。自古以来，人性问题，对各派政治家来说，都是无法回避而又必须认真探讨的常新课题。所以，德治思想作为一种政治智慧，就具有了恒久的魅力。 其次，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是以理想的权力结构和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为基础的。在这方面，本书作者对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等级秩序和谐性的研究，是很有学术价值的。在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历史阶段上，都有一定的权力结构形式，同时都有与之相应的权力制约机制，以便保证权力的正常运行。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家所设计的权力结构及其相应的权力制约机制，是以他们的德治思想为指导的。以德治思想为指导所形成的权力结构及其相应的权力制约机制，虽然有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其中也包含了作为人类政治智慧发展中那些共同的东西。所以，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对于那些有作为的政治家来说，仍然是有借鉴价值的。 再其次，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是以政治家的辩证思维为特点的。以儒家思想家为主所阐述的德治思想，并不像一些人所描述的那样，仅仅是一些教条式的道德说教，相反地，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倒应该说是一种政治艺术，这主要反映在德治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它是以“德”为基础，各种治国手段巧妙的综合运用。比如，作者在书中对政教关系、德刑关系、礼乐关系、仁政王道关系等的分析中，阐述了诸如宽猛相济、经权达变的辩证政治思维。这些思想内容，应该说是中国古代政治家的治国智慧结晶。时代向前发展了，但是，中国古代德治思想中所包含着的这些政治智慧，仍然是我们今人的宝贵财富。 当然，对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要进行历史的分析，实事求是地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对于这个方面的问题，作者在书中也给予了比较恰当的阐述。我们应该承认，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人治思想。所以，对中国古代德治思想中所包含的政治智慧，我们不能以形而上学的态度来对待，而应该以历史的态度来批判地继承它其中那些有价值的因素，以现代民主思想为基础，把德治和法治结合起来，使我们的传统政治智慧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发挥出它特殊的历史作用。 为政以德是培育良好世风的根本 ?　移风易俗，培育良好的世风，有许多途径，但与廉政结合在一起，最为突出的是强调“为政以德”。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如下三端。 第一，德教为先。德教即道德教育或道德教化。孔子是中国传统道德理论的奠基者，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德教是为政治国和改善社会风俗的首要任务，因此提出了“德教为先”的思想。在儒家的道德体系中，“德”包含了“政德”和个人品德两个层面。在“政德”这个层面上，德教为先体现出了“为政以德”或“以德治国”的意蕴，如孔子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论语·为政》）并由此导出以礼治、德教为主，德、刑并用的政治理念。同时，孔子又指出，“为政在人。”吏治的好坏，关键在于什么样的人为政，什么样的人掌权，为政者要有好的道德水准，所以在个人品德这个层面上，德教为先强调的是德育为首位的原则。儒家伦理倡导的道德当然是对全社会而言，十分庞杂，且瑕瑜并陈，这是不用申说的。而从德教与廉政、德教与社会风气的关系着眼，至少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要知廉耻。先贤诸子对此论述繁多，孔子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名言；孟子有“人不可以无耻”的名言；《旧唐书·杨绾传》中有“从政者皆知廉耻，浮竞自止”的记载。顾炎武在《日知录·廉耻》中说得最为直白：“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为官为士者讲廉耻，就会规规矩矩的做官，正正当当的做事，就会不阿上，不欺下，不枉法，不贪赃，促使整个社会风气的淳化。二是道德的践行。《论语·里仁》中已有“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的言论，主张道德的好坏不在于言辞而在于践行。《荀子·儒效》也说，“知之不若行之。”道德的学习固然重要，道德的实践更为重要。宋明时期还曾有过“知行”（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问题的争论，但不管是“先知后行”说，还是“知行合一”说，甚至“行可兼知”说，都肯定了“行”的重要性。之所以要强调道德的践行，主要是针对“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续焚书》卷2）的现象。如果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那当然是难以指望清正廉明和社会风气好转的。 ?　第二，修身为本。在《论语》中，孔子首先提出了“修己以敬”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