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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夏丏尊先生 丰子恺 我从重庆郊外迁居城中，候船返沪。刚才迁到，接得夏尊老师逝世的消息。记得三年前，我从遵义迁重庆，临行时接得弘一法师往生的电报。我所敬爱的两位教师的最后消息，都在我行旅倥偬的时候传到。这偶然的事，在我觉得很是蹊跷。因为这两位老师同样的可敬可爱，昔年曾经给我同样宝贵的教诲；如今噩耗传来，也好比给我同样的最后训示。这使我感到分外的警惕。 犹忆二十六年前，“卢沟桥事变”之际，我从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车，到梧州路去看夏先生。先生满面忧愁，说一句话，叹一口气。我因为要乘当天的夜车返杭，匆匆告别。我说：“夏先生再见。”夏先生好像骂我一般愤然地答道：“不晓得能不能再见!”同时又用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门口目送我。我回头对他笑。因为夏先生老是忧愁，而我总是笑他多忧。岂知这一次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果然这一别“不能再见了”! 夏先生与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师)，具有同样的才调，同样的胸怀。不过表面上一位是居士，一位做和尚而已。 犹忆三十余年前，我当学生的时候，李先生教我们图画、音乐，夏先生教我们国文。我觉得这三个学科同样的严肃而有兴趣，就因为他们二人同样深解文艺的真谛。夏先生初任舍监，后来教国文。但他也是博学多能，只除不弄音乐以外，其他如诗文、绘画（鉴赏）、金石、书法、理学、佛典，以至外国文、科学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游，因此能得学生的心悦诚服。 他当舍监的时候，学生们私下给他起个诨名，叫夏木瓜。但这并非恶意，却是好心。因为他对学生如对子女，率直开导，不用敷衍、欺蒙、压迫等手段。 他教国文的时候，正是“五四”将近之时。我们做惯了“太王留别父老书”、“黄花主人致无肠公子书”之类的文题之后，他突然叫我们做一篇“自述”。而且说：“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有一位同学发牢骚，赞隐遁，说要“乐琴书以消忧，扶孤松而盘桓”。夏先生厉声问他：“你为什么来考师范学校?”弄得那人无言可对。多数学生，对夏先生有这种大胆的革命主张，觉得惊奇与折服，好似长梦猛醒，恍悟今是昨非。 李先生做教师，以身作则，不多讲话，使学生衷心感动，自然诚服。譬如上课，他一定先到教室，黑板上应写的，都先写好（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时候推开来）。然后端坐在讲台上等学生到齐。学生非常怕他，但又敬爱他。夏先生则不然，毫无矜持，有话直说。学生便嘻皮笑脸，同他亲近。偶然路过学校，看见年纪小的学生弄狗玩，他也要管：“为啥同狗为难! ”学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实在感激他，敬爱他。 夏先生与李先生对学生的态度完全不同。而学生对他们的敬爱，则完全相同。这两位导师，如同父母一样。李先生的教育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教育是“妈妈的教育”。　　 我师范毕业后，就赴日本。从日本回来就同夏先生共事，当教师，当编辑。我遭母丧后辞职闲居，直至逃难。但其间与书店联系仍多，我常到上海与夏先生相晤，不断地受他的教诲。其时李先生已经做了和尚，芒鞋破钵，云游四方，和夏先生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但我觉得他们仍是以前的两位导师，不过所导的范围由学校扩大为人世罢了。　　李先生不是“走投无路，遁入空门”的，是为了人生根本问题而做和尚的。他是真正做和尚，他是痛感于众生疾苦而“行大丈夫事”的。夏先生虽然没有做和尚，但也是完全理解李先生的胸怀的；他是赞善李先生的行大丈夫事的。只因种种尘缘的牵阻，使夏先生没有勇气行大丈夫事。夏先生一生的忧愁苦闷，由此发生。 凡熟识夏先生的人，没有一个不晓得夏先生是个多忧善愁的人。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事物，都要皱眉、叹气。他不但忧自家，又忧友，忧校，忧店，忧国，忧世。他和李先生一样的痛感众生的疾苦。但他不能和李先生一样行大丈夫事；他只能忧伤终老。在“人世”这个大学校里，这二位导师所施的仍是“爸爸的教育”与“妈妈的教育”。 朋友的太太生产，小孩子跌跤等事，都要夏先生担忧。那么，八年来水深火热的上海生活，不知为夏先生增添了几十万分难解的忧愁！忧能伤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给忧愁材料的社会所致使的，日本侵略者所促成的! 以往我每逢写一篇文章，写完之后总要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因为我写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导鼓励之下学起来的。今天写完了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两行热泪，一齐沉重地落在这稿纸上。 1.结合全文，请简要概括夏丏尊先生的性格特征。（6分） 参考答案：①博学多能；②对学生如对子女，率直开导，实行“妈妈的教育”；③主张文学革命，具有五四精神；④忧国忧民，坚持入世济世。（每点2分，答到三点即可） 2.本文是悼念夏丏尊先生的，却花了大量笔墨写李叔同先生。对此，你的看法是什么？请简要阐述理由。（6分） 参考答案：这样写别具匠心：①因为夏丏尊与李叔同同为作者所敬爱，去世的消息，同是作者在行旅倥偬的时候收到的，所以联想到李叔同十分自然。②以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