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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政策如何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 　　摘 要：以人工智能为通用技术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有所不同，前三次工业革命的通用技术只涉及单一关键投入，而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复合型关键投入，其技术进步依赖于算法、芯片和数据的协同进步。人工智能技术的扩散速度不仅受本部门技术创新的影响，也需要上下游关联产业互补式创新的支持。再加上数字化技术在经济中的影响日益扩大，重组式创新也变得日益重要，传统产业政策已无法应对全产业链和跨部门的协同创新和组合爆炸的挑战，政策范式转型已刻不容缓。根据演化经济学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判断，第四次工业革命尚处于导入期的构造范式阶段，这一阶段将会出现“创新蜂聚”和科技投资热潮。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和海量的数据成为发展人工智能的先天优势，但也存在诸如基础科研投入不足，高端芯片领域缺乏核心技术等短板，以及促进创新和隐私保护的两难权衡。中国必须同时采用旨在促进人工智能领域“创新基因池”多样化和互补式创新的“水平式”产业政策，以及旨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的“垂直式”产业政策，唯有二者并重，中国才有可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取得领先地位。 　　关键词：产业政策;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技术-经济范式　　　　　　一、引言：第四次工业革命呼唤政策范式转型　　2016年，林毅夫与张维迎就“产业政策”展开了激烈辩论，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政府是否应该优先发展特定产业和扶持个别企业，即政府是否要发挥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作用。随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发布的《吉林报告》更是将这一学术争论引发为一场社会大讨论。尽管有些新古典经济学家极力诋毁产业政策，有的甚至认为“最好的产业政策就是没有产业政策”，但从经济政策史的角度看，产业政策在当今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中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纵观美国经济史，“无论是核能、计算机，还是互联网和喷气式发动机，甚至州际高速公路网络和国家电网的建设，我们都能看到产业政策的影子，产业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崛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根据邓久根和贾根良的研究，就连自由贸易的发源地——英国，在其发展早期也大量采用贸易限制、航海法案、谷物法、殖民地体系等一系列重商主义政策来扶持民族工业，从而在高关税保护大墙之内催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竞争的白热化不是削弱了国家的作用，而是使国家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了。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正确的产业政策则是实现技术经济追赶的重要政策手段。　　与新古典主义相对，近年来被列入“后古典主义”阵营的经济学家对新古典主义“静态的资源配置观”进行了反思，他们开始强调“资源创造”，研究的主题开始转向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知识创造及其分布的特征、决定因素和治理等领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的经济学家通过对大部分国家的部门集中度与多样性进行研究时发现：随着经济发展，产业部门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趋势，这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质性挑战。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也认为：产业政策的目标在于建立学习型社会，通过实施产业政策可以促进创新活动，从而加强学习效应，形成创新的正反馈。这种“后古典主义”的资源创造范式与演化发展经济学越来越接近。演化发展经济学把技术创新视为产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强调生产与新知识的核心作用，认为产业政策可以发挥创造资源的作用。此外，一直对产业政策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的世界银行，在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遭遇麻烦？制造业导向型发展的未来》中也一改以往对产业政策的消极态度，指出在当前新技术与全球化新格局下，发展中国家注定要重塑制造业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在发挥有效市场作用的同时，需要更多针对特定领域或者地区的产业政策扶持。近来，世行依据如何促进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活力为目标，提出的“新产业政策”，实际上也可归为基于资源创造的产业政策。　　新古典增长理论在突出资本和劳动重要性的同时，却忽视了无法由要素投入来解释的增长因子，这些因素实际上是“对我们无知的度量”。后续增长经济学的研究发现，增长除了可计算的要素之外，技术、制度和组织等结构因素也十分关键。因此，经济增长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要素加总的结果，而应视为经济系统内部协同效应使然。产业政策的作用恰在于弥补市场协调的不足，发挥经济系统的协同效应，从而激发经济增长的潜能。以人工智能、数字化和大数据为主导技术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帷幕，这种技术-经济范式的变化将深刻的改变创新的方式。正如彼得·马什（Peter Marsh）指出的那样，“在变革的时代，科技是最核心的要素。新科学技术的应用会对产品的制造和生产方式产生重要影响。每达到一个工业发展阶段，技术复杂度就会上升一两个台阶”。技术的这种递归进化特征将导致技术的复杂度成指数上升，换言之，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创新会更多表现为“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