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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主体建构与社区性制度创新 ???? 沈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扶贫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资源传递过程，牵连并且构建着一系列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扶贫制度直接影响到目标群体：穷人，和执行发展计划的外部机构：政府，以及项目工作人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和权力格局。本文讨论穷人在发展中的主体性，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主体建构的意义。理论方面，我将从发展主体论和互为主体的角度出发，运用社会结构中的利益关系、参与性和公共领域等概念，对穷人的社区发展和穷人的发展实践中的权力关系进行理论梳理。实证方面，将根据贫困社区的案例来分析穷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状态，特定的扶贫方式如何影响他们的主体意识，以及穷人和扶贫制度之间如何互动。 　　一、制度化扶贫与主体建构理论脉络 扶贫作为一项社会行动涉及到社会结构的多个群体及其相互关系，扶贫制度的利益主体是谁？这是扶贫制度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可以称为主体建构问题。如果穷人是发展的主体，那么什么样的机制可以保障他们的主体性？如果穷人不是主体，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是？谁拥有发展的成果？如果对发展的主体追问，对反贫困制度所假定的主体追问，就会发现，穷人这个扶贫对象以及政府这个“不言而喻的”扶贫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有问题的。在轰轰烈烈的扶贫运动中，穷人的声音微乎其微。约定俗成地，贫困者的公共形象往往是被救助者、受益者和表达感激者。媒体展现给我们的是一种被“我们”预期的穷人，穷人的生活世界、认识世界里面的信息往往被忽略或者被过滤掉。在既有的权力金字塔结构中，穷人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其主体性受到忽视。 　　1.对穷人主体性的反思 穷人在发展过程中失去决定权、主体性的问题，经常被假设为穷人行为缺乏理性和缺乏能力的结果，例如下文中拉祜族苦聪人社区发展的例子。贫困者的行为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或者包含很多非理性的成分。这种假定也导致了对穷人信用的怀疑，不相信他们有必要的技术能力和经营能力用好扶贫资金和贷款；又由于穷人缺少生活必需品，扶贫贷款可能使穷人落入消费陷阱。 笔者认为以穷人为主体的发展理念，是反思性地建构起来的。社会学观点，率先用来反思对穷人理性的误读，社会学语境中的理性不是简单的经济理性，而有着更广阔涵义。笔者的研究证明，穷人的每一种行为，甚至是所谓贫困化行为，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依据，但这种行为又直接导致了贫困循环（沈红等，1992）。那种把贫困的原因简单归结为穷人自身的非理性行为的观点是一种误读。通常所谓的理性即把个人理解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者，是基于狭义的经济理性而言的假设。在韦伯的社会学思想中，现代社会的矛盾即是通过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张力来解读的：形式上的合理性与实质上的非理性的相左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韦伯所谓的形式合理性，是指完全从纯功利的标准衡量达到目的的手段与目的本身之间的关系，即从对追求目的的人有利以及对达到目的有利的方面去评价。与之相对立的是实质合理性，即从人类存在的最高价值观点上评价衡量目的本身和达到目的所使用的手段。现代社会的不合理之处在于把功能效率这一本来属于手段的东西当作目的来追求了。 不论关于穷人的理性假设和能力假设是不是一个误读的结果，它都在客观上成为了削弱穷人主体地位的工具。如果把贫困者谋求发展的过程置于现代性的范畴内加以考量，那些给穷人的行为贴上非理性标签的观点，与韦伯所揭示的用形式合理性取代实质合理性的现代社会特征一脉相承，实际上落入了现代性矛盾之中。从20世纪30、40年代开始，经济人类学家波拉尼、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哲学家曼海姆等人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人类行为的动因问题，认为个人行为的目的不仅要满足自我的物质需求，还要获得社会的认同，在历史文化和制度的背景下做出的行为选择，要受到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体系等潜移默化的影响。随着联合国和国际发展组织在中国实施扶贫计划，穷人参与的原则和理念被“嵌入”到中国贫困研究中来。90年代开始，参与理论对发展中的公平—效率讨论做出正面回应，以参与理念反思政府为主体的反贫困战略——它忽略了贫困人口自身的能力和作用。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贫困人口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政府有责任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向贫困地区实行财政转移支付，提供社会服务和组织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贫困人口不仅分享扶贫资源，也要承担扶贫责任和义务；主张建立政府官员、技术专家和贫困者之间的伙伴关系（李小云等，1999）。 　　2.何种主体性？ 从政府—市场—民间社会的结构关系来观察贫困乡村，穷人主体性可以从三个方面建构：决策主体性、经营主体性、文化主体性。(1)决策主体性。在笔者考察的许多贫困社区，贫困小农长期被排除在决定他们社会生活的决策制定过程之外。贫困正是发展主体的发展权利不足的一种表现。穷人参与的意义不是出席、列席或者旁听，参与意味着穷人有资格在发展计划的制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