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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翻译理论流派 在两千多年的中外翻译史上，有许多著名的译者在艰辛的翻译工作中总结经 验，阐发观点，不断探讨，深化认识，形成了一家之言，或洋洋大观，或疏疏片 语，不乏真知灼见，从某一个角度揭示了翻译活动的特点与规律， 形成了我们今 天研究翻译，从事翻译实践的宝贵财富。 在中国，有明确记载的翻译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 之后，公元六十五年 前佛教传入我国，佛经翻译历时千载，东汉开始，魏晋发展，唐代极盛，北宋式 微，元后尾声。期间，涌现出了大批卓越的翻译大家，如支谦、道安、鸠摩罗什、 彦琮、玄奘等，其译论涉及译文的文质之辩，胡汉语言对比及翻译中的变通，理 解原文和表达中存在的困难，文体风格的重要性，音译的原则等等。明末活初， 外国传教士与我国的文人学士合作翻译了许多科技书籍，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 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后，翻译逐渐成了众多爱国志士抵御外侮的利器， 林则徐、严 复、林纾等引进翻译了大量军事、社科、文学材料，严复创造了 “达旨”的译法， 林纾则强调主观感情的投入和与原作人物心灵交汇的重要性。 五四运动后，鲁迅 林语堂等大量翻译国外作品，鲁迅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面当然 力求其易解，一面保存着原作的丰姿。”（陈富康2000 : 299）他还认为“欧化洋 气”可以输入新的表现手法。林语堂总结了翻译的三条标准：忠实、通顺、美。 新中国建立后，翻译事业得到重视，进一步发展，傅富提出了 “神似说”，钱钟书 则提出了 “化境说;丰富了译坛。 在西方，对圣经的翻译也形成一次早期的翻译高潮， 这和我国的佛经翻译高 潮十分相似，都是由宗教经典翻译所形成的翻译高潮。 宗教文本的神圣性和神秘 性使得译者难以摆脱“字对字翻译”和“意对意翻译”的反复争论。西方翻译理论体 系主要是由两条线构成：文艺学翻译理论路线和语言学翻译理论路线。 前者认为， 翻译是一种文学艺术，翻译的重点是进行文学再创作，原作的文学特色必须受到 重视，译文要符合译语的规范，译者要具备相应的文学天赋；后者关注的是语言， 它将翻译和语义、语法功能、语言结构特征等结合起来，目的是要产生一个与原 文对等的译语文本。(谭载喜2004 : 6) 西方文艺学派翻译理论家多关心经典文献和文学作品的翻译， 他们争论的核 心是字对字译和意对意译或直译与意译孰是孰非的问题，他们讲究译文的风格和 文学性，要求译者具有文学天赋，认为翻译是艺术，重点是进行艺术的再创造。 古罗马翻译家在对待如何处理被征服的希腊帝国的文化和文学作品时， 基本 上都将原作置于较低的地位，采取比较自由的翻译方法。西塞罗( Cicero )提出 了 “解释员”与“演说家”的翻译方法，认为重要的是传达原作的意义和精神，而非 形式，文学翻译就是一种再创作。贺拉斯(Horatius )把希腊文化看成是公共财 产，主张对它们进行改编、占有。他说忠实原作的译者不会逐字死译，这反映出 他意译、活译的翻译观点。昆体良(Quintilianus )则提出了译作要和原作竞赛 的“党赛论”认为翻译是创作，译作要和原作搏斗、竞赛，力争超出原作。 在《圣经》文本的翻译中，译论家们争论的焦点是应该面向原文，去死扣原 文，还是面向读者，多用意译。哲罗姆(St. Jerome )提出了文学用意译，圣经 用直译，不逐字对译的观点。认为文学翻译中译者可以加入自己的风格特点， 使 译作象原作一样优美。马丁 .路德(Martin Luther)在翻译《圣经》中采用了通俗、 明了、为大众所接受的原则，注重使用民众的语言来翻译《圣经》 。他认为译者 要尊重原文，深入原文的精神本质，只有意译才能将它再现。 十六世纪法国翻译家埃迪安.多雷(Etienne Dolet )在《论如何出色的翻译》 中对译者提出了五条基本原则：完全理解原作；通晓两种语言；避免字字对译； 语言通俗易懂；译文与原文效果相当。 十七、十八世纪英国出现了两位翻译家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和泰特勒 (A.F. Tytler),德莱顿提出了翻译的三分法，即他把翻译的方法分为逐字译 (metaphrase )、意译(paraphrase )和拟作(imitation )。他认为译是艺术， 译者必须要考虑读者，也要绝对服从原作的意思。他本人认为意译是较好的翻译 方法。泰特勒则提出了翻译的三原则：译作要完全传递原作的思想；译作的风格 和手法要和原作一致；译作应具有原作的流畅。 进入二十世纪，文艺学派的翻译理论进一步发展。 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B.Croce)认为翻译必须要再创造，和文学翻译不能 太自由，专业翻译不能太拘谨的观点。 英国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西奥多.萨瓦里(Theodore Horace Savory )把 翻译分为四类：完美翻译(perfect translation )、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