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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放性次区域自由贸易区到全面 性两岸经济一体化 自祖国大陆采取改革开放与和平统一 政策以来，海峡两岸的经济交往与合作，在 经济全球化力量的推动下，不断突破两岸政 治关系的约束，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加 强。当前，两岸经济体在贸易、投资、分工 方面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并在经济发展上 形成了一定的相互依存性。两岸经济体功能 性一体化正在自发形成和深化之中。 为制度 性一体化构成了 一个内在需要及基础条件； 但与此同时，由市场机制主导的两岸经济关 系是在有限制的经贸政策环境空间的约束 下进行的，呈现出单向、间接、民间的状态， 不仅本身未能实现其可能的发展规模， 而且 远未充分发挥其对两岸经济发展的促进作 用（唐永红，2004;王建民，2004）。两岸经 济体在基于互补性的交流交往中呈现了竞 争性态势，在相互依存性的发展中呈现了不 对称性特征，需要协调与合作。另一方面， 当前，同为WTCM员的两岸经济体都面临着 如何在WTO勺束下进一步增强交往与合作， 如何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深化发展中进一步谋求各自最大化利益， 增 强国际竞争力，防止边缘化，并有效应对不 确定性与风险的问题（唐永红，2005a）。因 此，变革与创新两岸经济交往与合作方式， 进一步破除交往与合作的障碍与壁垒， 增强 交往与合作，成为当前两岸经济体进一步参 与全球化进程和实现经济再发展的必然要 求与选择。一个可以选择的方式就是两岸经 济体利用WTO于一体化的例外规定实行某 种程度及形式的制度性一体化安排（唐永红, 2005a）。而且，两岸经济制度性一体化显然 也对密切两岸联系、稳定两岸关系、促进两 岸和平统一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正是在上 述背景之下，2005年4、5月连、宋大陆行 时两岸正式提出了 “两岸共同市场”及 “两岸自由贸易区”的一体化议题。 但事实上，WTOF两岸双边经济合作一 方面不仅要遵循WT售边贸易体制的有关规 范，另一方面依然受制于双边的政治经济关 系（唐永红、邓利娟，2005）。近年来，由于 台湾当局拒绝承认“一中原则”， 坚持“台 独”分裂立场，更使得这一约束极为突出。 当前两岸经济交往因两岸政治关系因素而 扭曲，还处在高度受限阶段，远未达到制度 性一体化所要求的起码状态一一全面、 直接、 双向“三通”，从而构成两岸经济制度性一 体化的一个约束；在两岸缺乏基本的政治共 识与互信、经济问题被高度政治化的背景下， WTO两岸经济合作所提供的良好平台难以 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应用。可见，当前两岸政 治关系僵局构成了两岸经济制度性合作与 一体化的一个瓶颈，迫切需要寻求突破，探 索能为两岸同时接受的、 既符合WTC?范又 能超越两岸政治关系约束的两岸经济合作 形式，特别是能促进两岸“三通”与制度性 一体化进程的新形式与新途径。 一、开放性次区域自由贸易区的提出与 涵义 鉴于进一步发展两岸经贸关系是客观 趋势所致，而两岸当局在当前难以就“两岸 一中”问题达成共识，两岸经济体间的全面 性的制度性合作与一体化在短期内难以实 现，笔者认为，当前的两岸经济合作与一体 化安排可以在遵守WTO勺法律原则和有关规 定基础上，在次区域层面上从局部突破开始， 以渐进方式进行。即两岸可以借鉴近年来国 际上以“增长三角” (Gro wth Triangles)为 代表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方式的成功经验， 在 有条件的局部临近区域率先进行经济合作 与一体化安排。事实上，当在各经济体之间 由于存在较大差异，在整个区域层面建立一 体化组织较为困难时，次区域合作方式是一 种现实的选择。而且，两岸经济体在渐进的 交往与合作中获益的增进与功能性一体化 程度的提高将会有助于两岸政治互信与共 识的建立与累积，为两岸全面性的“三通” 与制度性一体化构筑必要的经济、社会和政 治基础与动力。 基于上述认识，鉴于厦门、金门、高雄 在两岸之间的独特区位优势和条件，并考虑 到两岸经济制度性合作与一体化的现实可 行性与路径依赖，一个现实可行的方式就是 深入挖掘和发挥两岸现有的“试点直航” 和“小三通”的潜力，在具有“试点直航” 和“小三通”现实基础条件的两岸次区域 层面上先行一步，在遵守WTOf关特殊经济 区的规范要求的基础上共建开放性的厦一 金、厦一局等跨关境自由贸易区，即两岸共 同在这些局部区域中率先以 WTOE歧视原则 消除经贸活动壁垒，实行商品与要素的门由 流动，并率先以开放性方式实现这些小范围 的、低协调水平的制度性经济合作与一体化， 从而超越WT破判内容框架和当前两岸政治 关系约束，以局部、渐进的方式启动两岸制 度性经济合作与一体化进程，为将来更大范 围、更高层次的制度性一体化探索经验和奠 定基础。 首先，大陆方面的厦门经济特区可在现 有的发展基础上转型为一个遵循 WT无歧视 原则的、境内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