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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朱熹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与教育活动
朱熹(1130~1200 年),字元晦。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生于尤溪(今属福建),
久居建阳(今属福建)崇安。朱熹出身书香门第,其父朱松为二程弟子罗从彦的学生,又是
当时程门之学代表人物李侗的同窗挚友,故朱熹从小便受到了理学思想的熏陶。朱熹于十九
岁考中进士,三年之后被委任为福建同安县主簿,开始其仕宦生涯。1159 年,三十岁的朱
熹人李侗门下求学,从此开始了其研治理学、建立自己学理体系的历程。
1161 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
于右相陈康伯的竭力劝阻而作罢。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朱熹激动地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
鼓动其挥师收复中原。不久,宋高宗退位,孝宗登基,起用了抗战派的张浚。朱熹上奏孝宗,
提出讲求格物致知之学、罢黜和议、任用贤能等三项建议,得到了孝宗的赏识,被招入朝。
朱熹借机面见已经拜相的张浚,提出自己北伐中原的想法。遗憾的是,不久张浚便被罢相,
使朱熹的大志难以伸张。
1164 年,隆兴协议之后,宋金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在故里修筑“寒泉精舍”,十
余年间,一直从事治学、讲学活动。1178 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
人仕,却未忘记教育,在庐山修复白鹿洞书院,开展讲学活动。1181 年,朱熹解职回乡,
在武夷山建武夷精舍,广收门徒。1193 年,朱熹主政于湖南潭州,又主持修复了岳麓书院,
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天下著名书院。
1195 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健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
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一时之间,理学被斥为“伪学”,
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朝廷下诏,凡荐举为官,一律木取“伪学”之型。
在重重打击下,1200 年 3 月,朱熹在建阳家中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临死时,他还在
修改自己的著作,可见他的一生是如何矢志于治学的。
在长期的教育活动中,朱熹非常重视教材的编写。他曾编有《小学》作为小学阶段的教
材;并辑录周敦颐、二程、张载关于大体和切于日用的语录,凡十四卷622 条,和吕祖谦合
编《近思录》作为大学阶段的教材。特别是,鉴于“《论》、《孟》、《中庸》、《大学》是熟饭,
拿来即可果腹充饥;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是缓不济急”,所以,他将《中庸》、《大学》
从《礼记》中抽出,广泛参阅天下注解,对之和《论语》、《孟子》进行了新的“集注”,编
成《四书章句集注》,书成后,很快风行天下,朱熹也认为该书“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
“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
朱熹的主要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
《易学启蒙》、《周易本义》等。此外,还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二、教育思想内容
(一)天理与人文的合一
与前贤的思路一脉相承,朱熹也是从“理”本体思想为逻辑起点展开其理论建构的。在
朱熹看来,“理”是世界的本原,天地万物与人都是由其化生而成的。对此,他曾说:“未有
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无此天地,无人无物。”①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认为,这里所说的“理”不仅是超自然的本体,而且是“所以然”与“所
当然”的统一体。正是因此,他才会对“理”作了这样的引申性说明:“至于天下万物,则
必各有其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②意思是,万物的当然之则与所以然之故
都包含在必然之“理”当中。既然如此,当然之则就不是外在于“所以然之故”的存在物,
而是出于事物本身之内在的、必然的要求。对于这一点,他还曾经这样进一步申述,“至于
圣人,则顺理而已,复何为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
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说得最好。”③可见,在朱熹看来,人的活动必然是具有目的性的,
但人活动的目的性不过是天地化生万物的意欲在万物上面的自然投射,自然的目的性是通过
人的目的性而实现的。这自然带来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他把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文
化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使儒家文化不再仅仅局限于人类自身,从而获得了其超越性根据;
另一方面,他把自然规律赋予了人文品性,使以必然性为特征的自然规律不再仅仅是独立于
主体之外的客观存在,而是呈现出符合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目的性特征。这就为理学倡导
的人文价值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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