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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行政诉讼法应作修改 我国行政诉讼，在立法之初通过艰苦的 宣传鼓动有过一阵短暂的辉煌之后， 现在已 经出现了十分令人担忧的局面。1990年全国 法院一审案件为13006件，1991年上升％达 25667件，1992年以后则开始下降，有些地 方甚至出现负增长，法院行政庭无案可办， 出现行政庭和经济庭争案源的反常现象。 不 仅行政诉讼案件呈逐年减少趋势，而且，民 告官的案件少于官告民的案件，一方面说明 公民不执行行政决定的现象比较严重， 另一 方面，也说明公民不起诉的情况比较严重。 关于影响我国行政诉讼顺利展开的原 因，除了公民、行政机关法制观念不强以及 法院本身执法力度不够外，现行行政诉讼法 规定的诉讼体制自身存在的缺陷， 也是阻挠 行政诉讼顺利展开的重要原因。 受案范围应予拓宽 由于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将受 案范围限定于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 复议和诉讼，并且采取了列举主义，尽管最 后都设有概括性规定，但是，仅限于“法律、 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或者可以申请 复议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显然难以期待 对相对人的充分救济。尤其是将对行政法规、 规章或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 力的决定、命令不服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 导致这样的现象大量发生：一方面是侵犯行 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客观事实大量存在， 另一方面是行政诉讼案件极少，许多行政审 判庭不得不改行从事其他案件的审理。 在现代法治国家，一般都将立法行为纳 入司法审查，不仅行政立法行为要接受司法 监督，而且权力机关的立法行为也要接受违 宪立法审查。如法国，最高法院就对撤销总 统和部长会议命令的诉讼以及撤销部长制 定的行政条例的诉讼享有初审管辖权。 在英 国，则无论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为还是抽象 行为，只要超越法定权限，法院都可以行使 审查权。美国则从三权分立的根本原则出发， 将行政机关的一切行为都纳入司法审查范 围之内，并且将法院的违宪立法审查原则及 制度推而广之，适用于对行政或执行机关的 立法审查活动。 我国没有违宪立法审查制度，为了更加 确切地实现实质上的法治主义原理， 有必要 在一定程度上承认通过行政诉讼对抽象行 政行为的审查。尤其在当前经济体制转换的 过程中，具有普遍约束力、且可反复适用的 所谓抽象行政行为受到行政机关的重视， 出 现了借用抽象行政行为来延伸和扩张其行 政职权的现象，有可能成为众多违法行政、 越权行政、滥用职权的主要方式和来源。许 多行政机关为了规避司法审查，将本属具体 行政行为的事项以非具体行政行为的形式 作出，司法机关对此束手无策。实质上，这 个问题与司法独立的问题密切相关， 不可割 裂。现代行政的形式复杂多样，不具有具体 行政行为的外形，却具有与具体行政行为同 样效力的行为，以及通过具体行政行为而得 以正当化的事业实施行为等，到底是否属于 具体行政行为，对于一般民众来说，是难以 区分清楚的，因而导致提起行政诉讼的困难 性。为了确保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应当从立法论的角度扩大受案范围， 至少应 从解释论的角度对其予以尽量宽泛的解释。 导致行政上的法律纠纷的不仅限于具体行 政行为，关于其他行政活动，只要侵害了相 对人的权益，就应该确保其诉讼的途径。 职权调查原则应予强化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诉讼中 被告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具体行政 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人民法 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 公民 调取证据。这种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的有 机结合，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现实中被告 拒不提供证据和有关文件，甚至伪造证据， 或提供假证据的事例并不少见。为了防止和 阻止该类现象的发生，应该从立法上进一步 强化法院依职权调查的原则。因为行政诉讼 不同于民事诉讼，其终极目的在于确认客观 而实在的事实，当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确 凿的嫌疑时，职权调证不仅是法院的权利， 而且应当成为其义不容辞的义务。为了杜绝 被告伪造证据或提供假证据的现象， 可以在 第49条中具体规定对被告的严惩措施。因 为行政机关的终极目的在于为人民服务， 为行政管理者，理应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 司法机关的权威不在于它有能力作出判决， 而在于统治者和广大民众都能自愿服从它。 在民主主义体制下，以政治责任为标准来衡 量司法机关，它的权威是靠不住的，司法机 关的权威有赖于广大民众及统治者自愿服 从司法审判的政治习惯的形成。这种良好的 习惯的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是需要时间 的。在此之前，有赖于严厉的惩戒制度予以 约束。 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应予确保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 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 它负责，受它监督”，“人民法院依照法律 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 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检察院依照法 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