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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北京摇号限购的法律思考 摘要：为了治堵，北京市政府于20XX年年底公布了《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 规定》及其实施细则，其中最引人关注和争议的当届摇号限购。 “摇号”在一定 程度上减轻了北京的交通压力，但深究发现其背后涉及很多法律问题， 如行政立 法越权问题、违背宪法平等权问题等。基于对上述问题的分析,今后始终要坚持 法治原则，培育行政机关的守法意识，在此基础上削弱并控制行政机关的立法权 限，再者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诉讼受案范围， 最后在立法和司法上进一步保护公 民的平等权。 关键词：摇号行政立法越权平等权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 众所周知，北京的交通拥堵问题一直以来困扰着北京市民。从 20XX年至 20XX年，北京城经历了长达八年的“治堵”历程，纵然在这八年里各种治堵措 施层出不穷，但北京市民仍深切地感受着堵车的无奈。 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市 人民政府于20XX年12月23日颁布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及其 实施细则，这就是所谓的“治堵新政”。“新政”实施半年以来，北京市的交通 拥堵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但是“新政”中的各项具体措施的实施也引起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思考，其中最受争议的当届“摇号”限购措施。 从法律 层面看，一方面，“摇号”这一规定本身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有很多相悖之处， 另一方面，“摇号”也反应出了当下人们热切关注的几个话题。 因此，从法律层 面对“摇号”限购这一规定进行思考是很有必要的， 对以后类似规定的颁布和实 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摇号”限购中涉及的法律问题 “摇号”限购，是指北京市民欲购买汽车首先需要获得摇号资格摇到车牌 号，没有摇到车牌号的市民则不能购买汽车， 以此来限制北京市的汽车数量。 这 项措施实施半年以来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减轻了北京的交通压力， 但我们仍然不能 忽视“摇号”背后隐藏着的法律问题。 （一）行政立法权的越权问题 行政立法既可以用来指称特定的行政机关制定、发布规范性文件的活动， 也可以指前述这种活动的结果一一行政机关制定和发布的规范性文件。 这里所说 的行政立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 规章、决定和命令等行政规范性 文件的行为。行政立法届于抽象行政行为的范畴， 从本质上来说，行政立法不是 一种立法活动，充其量只能说具有准立法的性质。基于对行政立法概念的理解， 行政立法权就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发布决定和命令等制定规 范性文件的权力。在我国，几乎每一个行政机关乃至行政机关的内部机构、 派出 机关和派出机构，都拥有范围不同、程度不等的立法权，行政机关在行使自己的 立法权时不能超过其享有的权限，不能对其无权立法的事项进行立法，否则就届 于行政立法权的越权行为。 “新政”中对“摇号”的规定就届于行政立法权的越权现象。 《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九条规定“申请机动车登记，应当提交以下证明、凭证： 1、机动车所 有人的身份证明；2、机动车来历证明；3、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 动车进口凭证；4、车辆购置税的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5、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应当在机动车登记时提交的其他证明、 凭证。”从该条规定来看，申请人申请 取得机动车号牌,只要提供该条规定的五个证明即可，如果要在申请机动车号牌 时要求提交这五项之外的其他材料，则需要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众所周知，法律的制定主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政法规的制定主体 是国务院，也就是说，能够要求增加新材料的权限只有全国人大、 全国人大常委 会和国务院享有。此外，“申请机动车号牌的行政许可”届于应当由国家统一确 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资质的行政许可，所以地方性法规和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不得设定。 然而，北京市政府的本次措施是以规定 的形式发布的，规定在法律性质上届于行政许可法上的政府规章， 因此，该规章 并不能制订或修改公民申请机动车号牌的行政许可， 也就是说北京市政府无权设 置以摇号获取车牌的标准，北京市政府的这一行政立法行为是无效的， 届于立法 越权行为。 （二）违背了宪法平等权 平等权既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乂是宪法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项基本原 则。我国现行宪法关于平等权的规定体现在第 33、34条上。《宪法》第33条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 34条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 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 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这两个条文体现了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的结合，前者 指法律适用上的平等，即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受其自身条件的限制；后 者指立法平等，即法的内容平等，也就是说立法者要根据平等原则制定法律， 立 法过程要受平等原则的约束。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