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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尚进：竞争性储蓄推高中国居民高储蓄 率 　　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学与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经济学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政府治理和改革，中国经济 以及宏观经济学。 　　节俭是一种美德，但当所有人都在节俭的时候，这可能是一种灾 难。 　　当看到乱消费的美国人陷入金融危机之时，不少人认为节俭的传统 美德帮助中国避免了这样的局面。但熟悉中国经济痼疾的人都清楚，高 储蓄率以及与之相伴的高投资、高净出口等问题困扰我们已经不是一两 天了，而且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我们恐怕仍要费尽力气去解决这个问 题。 　　对中国经济来说，假如不能明显改变高储蓄率的状况，那么过剩的 储蓄只能通过投资和净出口的形式来消化。不幸的是，中国对投资和净 出口的依赖已经非常严重了，这是无法持续的。因此，提高消费、降低 储蓄率，将是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所无法回避的一环。当然，我们可以 通过宣传消费爱国来面对这个问题，但这样做可能作用不大。对单个老 百姓来说，节俭肯定不只是一种美德，而更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因此， 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找到其背后的原因。在关于高储蓄率成因的讨 论中，观点虽多，但盲点可能更多。为此，本报最近就中国的高储蓄 率，尤其是居民高储蓄率问题，专访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及清华大学的 经济学教授魏尚进，请他来谈谈自己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现有观点不足以全面解释中国高储蓄率问题 　　 《2 1世纪》：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经济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反弹趋 势，中国经济也在不断回升，但结构问题依然非常突出，比如高储蓄率 高投资的局面没有明显改观。我知道您最近两年专门研究了中国的高储 蓄率问题，所以想听听您这方面的见解。 　　魏尚进：最近几年，在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讨论中，大家 对高储蓄率、高投资和高出口的关注比较多。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之所 以形成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其主要原因是对汇率的干预太多，因此中 国经济要转向以内需为主导的增长模式，最重要的就是放松对汇率的管 制。不过我的研究显示，更具弹性的汇率对调整中国经济内外需的相对 比重会起作用，但不一定像某些国外学者或国际机构想的那么大。 　　这里我要补充一点，我只是说更加市场化的汇率对中国经济内外需 的平衡作用可能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大，但这并不表明缺乏弹性的汇 率对中国有好处。实际上，我个人完全赞同人民币实行更为市场化的汇 率，因为中国需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方面我和别的一些学者已 经有过很多论述，不再赘述。 　　 《2 1世纪》：您认为汇率的市场化不会对中国内外需的相对比重产 生太大的影响，理由是什么？ 　　魏尚进：这源于我对中国高储蓄率中结构性因素的研究。我们知 道，国内储蓄减去国内投资恒等于净出口。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对净出口 的依赖很大，而且投资率非常高，这是为什么？从上述恒等式来看，我 们发现中国的投资率虽然高，但储蓄率更高。中国总体储蓄占GDP 的比 例在2007年已经达到了50% ，这不但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历史上 以高储蓄率著称的东亚四小龙) ，也远高于中国过去的储蓄率，例如自 1990年以来，国内储蓄占GDP 的比例已经上升了15个百分点。由此引出 一个疑问：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那么高？ 　　概括来说，以下几种看法比较有代表性。一是认为中国的社保制度 不健全，因此老百姓有预防性储蓄的需求；二是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导致 的，传统文化教导国人量入为出，不要提前消费；三是金融发展水平滞 后所致，比如买房子，首付款比例较高，这使得想购房的居民必须储蓄 很久才有能力支付首付；四是年龄结构所致，因为中国目前工作人口的 比例相对较大，而工作人口的储蓄率一般会比较高，所以居民储蓄率也 较高；五是有人认为中国总体储蓄率高源自较高的企业储蓄率，而企业 储蓄率高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治理欠佳。 　　应该说，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要是我们对照最新的数据进一 步思考，会发现这些观点还是无法全面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问题。比如 说社保制度缺失引起了预防性储蓄，这一观点乍看上去颇有道理，但中 国过去五年在这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例如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现在 医疗保障都有了显著提升。然而数据显示，居民储蓄率在此期间仍在上 升，这如何解释？金融发展滞后的观点也面临这样的困境，我想大多数 人都会承认，现在中国金融业的状况比五年前有了很大好转，但储蓄率 还是在上升。 　　要说这是传统文化的结果，那也解释不通，因为文化是比较稳定 的，传统文化可以导致高储蓄率，但最近几年储蓄率的进一步升高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