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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没的思想——一读文中子王通 ——一读文中子王通—— 党治国 一 1999 年 6 月，和两位青年朋友从西安乘火车到山西河津。 草 宿一晚，次晨乘汽车直奔万荣县通化镇。这里是我国中古时期最伟大的思想家王通先生诞生、成才、授徒、著述和辞世的地方。“通化”者，王通教化之地也。向几个商人打听“王通庙”，皆茫然不知。看来王通先生的运气远不如我的老乡司马迁先生。在韩城，司马迁的大名如今已是妇孺皆知，再也不会把“司马坡”误为“死马坡”了。老天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找到了王通庙，却是铁将军把门。几经周折，见到了王通庙的“馆长” ， 79 岁高龄的李有家先生。热情的李馆长为我们打开冷落已久的庙门。我怀着苍凉而庄重的心情向着王通先生的塑像纳头便拜，两青年在我身后随礼。或怪而问之曰：“你不拜如来，不拜玉皇，不拜老子，不拜孔子， 也不拜马克思， 不拜死了的和活着的、 古代和当代的希特勒，为何独向这位近乎无名氏的王通先生顶礼膜拜？” 王通先生生当虽治犹乱的隋朝。当乱象已萌，各路英雄觊觎着皇位这赃物，一个个施展阴谋，摩拳擦掌，暗中准备，急 欲逐鹿中原时，王通先生独能视一民之命重于天下，把儒家的“仁”发展为彻底的人权思想。 李密问王霸之略，子曰： “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 ”李密出， 子谓贾琼曰： “乱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灾而念祸，爱强而愿胜，神明不与也。 ” — —《文中子中说·天地篇》 “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 ，系倒装句，意谓“不以一民之命易天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牺牲一个老百姓的生命换取对天下的统治权。在一部短短的《文中子中说》中，这是 最伟大最光辉的思想，其分量超过王通之后 1400 年以来中国所有的典籍。为了这一句话，就值得我一拜。 中国历史上，国家的特权起源于大禹治水。在五帝（轩辕、 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时代，无所谓国家政权， “帝”不过部落联盟首领，其作用一是组织各部落力量抵御外部势 力的入侵， 二是协调各部落之间的关系。 在每一个部落内部，其作用小到百姓可以忽略的程度。尧民曰：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 ”他们凭自己的劳动生活，不必要对“帝”歌颂和感激。 连续多年的洪水使部落联盟的作用发生了变化。为了在大范围治理洪水，就要把天下即各个部落的人力和物力集中起来，供部落联盟统一掌管、调配和使用。在洪水滔天的特定 条件下，似乎确有这个必要。而在洪水治平之后，部落联盟 理应把属于各部落的权力返还，以恢复部落自治的、个人自 由的和平安定的生活。然而夏禹先生以某种理由（即使最笨 的家伙也很容易找到几十条“理由” ）没有把这些权力返还。 经过一拖再拖，这些本属各部落的权力就异化成了一种中央 特权，一种对于地方的统治权。 中国和欧洲国家的起源不同。 在中国，国家政权起源于一种权力的篡夺和盗窃，因而它是 一种赃物，一来到世间便充满了阴谋和霸道，借用马克思一 句话：“每个毛孔都充满血和肮脏的东西”  。夏禹先生其人， 4000  年后的今天无棺可盖却有论可定：  功在当代，罪在千秋。 正是在他手中，替“天下为公”向“天下为家”的转变创造 了条件。《礼记·礼运篇》称家天下的夏、商、周为“小康” 是相对于“天下为公”的“大同”而言的。它不是指物质生 活的富裕程度，而专指与“大同”根本不同的“家天下”制 度。 夏朝以夏禹、夏启对天下权力的篡夺盗窃开始。 400 年后，  ， 成汤革命推翻了夏桀的统治，把国家政权这个赃物攫取到自 己手中。又过了 600 年，周武革命推翻了殷纣的统治， “以至仁伐至不仁” ，也无非是把国家政权这个赃物改姓为姬罢 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兼并， “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 地以战，杀人盈野”，无非是争夺国家政权这个赃物而已。 “春秋无义战”，什么是“义”？最大的义就是把赃物返还给它 原来的主人，使国家政权成为天下人的公器。马克思曾经主张的“消灭国家” ，也不过就是这层意思。 而在争夺国家政权这个赃物的斗争中，野心家不惜牺牲成百万上千万人民的生命以满足一己之私。黄巾造反时，中国人 口 5000 多万。司马炎“统一”时，中国人口只剩下 900 万。 争夺赃物的战乱杀戮了 80%以上的老百姓。关于中国的历 史，鲁迅先生认识得最为透彻。上下 4000 年，不过是“暂 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循环交替而已。总的情况是中央集权销蚀着地方的自治权，政府权 力吞噬着个人的人权。战国时期出现了为人权呼号的声音。墨子和孟子奔走于统治者之间，寄希望于国君的明智和仁义 能给百姓恩赐人权； 杨朱则彻底否定君权的合理性， 提出“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 ”这种彻底的人权主张。但这三个伟大的思想家及其学派却没有结成古代的人权同盟， 反而互相拚杀，从而抵销了他们的大同思想而使人权的“大音”成为华夏的“稀声” 。王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