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调解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关系—以人民调解与公安调解为研究对象.docVIP

公安调解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关系—以人民调解与公安调解为研究对象 摘 要：大调解包括公安部门进行的治安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主要通过这两个调节来进行化解，尤其是民间的矛盾纠纷。论文首先对人民调解和公安调解分别进行了法律上的定位，指出了公安调解是公安行政机关在处理人民纠纷中调解，人民调解是群众自发地对民间纠纷进行调解。公安调解和人民调解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彼此独立，而且两者各具优势，各自体现出了不足之处。公安调解和人民调解的在主体上存在不同，效力、处理的人民矛盾的范围不同。论文指出，我国调解制度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是两者相互配合，互为补充。这是因为社会矛盾增多，客观上需要公安调解和人民调解相互配合，基层纠纷的复杂性需要公安调解和人民调解相互配合，而且长期治安实践经验表明，基层治安与人民调解配合具有可行性。论文最后探索人民调解与公安调解衔接新机制，指出了人民调解与公安调解有机衔接的必要性，人民调解与公安调解有机衔接的法律依据，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衔接的案件范围以及公安调解和人民调解协作的风险防范。两者处理矛盾的做法只需要通过协议书来进行，这是贯彻大调解的客观需要。当然，公安机关如果强行用人民调解来替代公安调解的话，出现事后反悔时，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法院的最终判决并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就一定会出现违反治安管理的当事人躲避了法律制裁的结果，由此，公安机关所面临的司法风险也就表现出来。 关键词：大调解;人民调解;公安调解 1.前言 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秉承以和为贵。人民内部矛盾利用调解化解纠纷，植根于我国的文化、经济、政治以及民族心理当中，群众基础十分广泛。俗话讲冤家宜解不宜结。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充分利用这种方式让影响社会安定的群众矛盾，得到和谐解决。真正做到防范于未然，消灾于无形，这对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意义。所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有效衔接公安调解与人民调解，探究新型的调解机制-警民联合调解，让两种调解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给我国发展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走入新时代之后，为实现社会和谐化解纠纷，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盼望，中央政法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平安中国建设的思想，及时提出了大调解的要求，鼓励有关部门采取以人为本调停矛盾当事双方，发广泛地动人民群众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矛盾不上交，在有关部门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双方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心平气和地化解纠纷。这是新时代民间纠纷双方当事人，在中立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达成和解化解纠纷的活动。《辞海》中理解调解为在协商、劝导以及教育下，在分辨是非，确定事情真相以及当事双方自愿的条件上达到一致协议，最终化解纠纷。在我国，调解是处理一些行政案件、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以及处理一些民事案件中的重要手段，是化解我国社会矛盾以及纠纷的一种有效方法，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以及较深厚社会基础。 与诉讼活动相比而言，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主持调解，具有明显的国家强制力色彩，具有刚性治理色彩，调解则是一种柔性治理方式。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目前我国法律把调解分为三个大类：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以及司法调解。分别是公安机关主持、群众自治性组织主持、司法机关主持。长期以来，一些基层的公安派出所以及民警在处理人民的矛盾纠纷时一般将人民调解和公安调解综合起来，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两者没有明确的区分。 长期以来，基层的公安派出所每天都会面临许多的非警务纠纷，这已经是基层工作的一大障碍。有关数据表明，在中国许多地方，基层公安的接警率异常高、熬夜通宵、加班加点，早已成为家常便饭，许多社区的民间纠纷本来就家长里短、打架斗殴等邻里纠纷，不属于敌我矛盾，只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一来，必然会不同程度的影响治安管理和刑事打击的效率。但这类纠纷也必须处理，如果处理不当，极其容易诱发当地群体性事件，例如瓮安事件。会对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极大破坏。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向前发展，随着社会矛盾不断暴露，一些传统的公安调解方法已经不能真正满足矛盾双方的需求。公安机关是我国维护社会治安的主要力量，一定要在执法时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发动和依靠群众参与社会治理，让人民群众为维系社会稳定发挥作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养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和做法大事小情找人民警察，所以，邻里斗嘴、婆媳吵架等人民群众产生的小矛盾纠纷，也会选择直接110，而不是寻求基层调节组织的帮助。许多城市也意识到采用多种手段方法解决民间矛盾纠纷的必要性，为了帮政府加强治安管理和警民联系、节省司法成本，各地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机制-警民联调，将公安的公安调解和基层的人民调解相结合，并在派出所办公地设立警民联调工作点，从而对于非警务纠纷也就能相应地从派出所中相分离，让一线的警力重新活起来，民间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