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科技成果转化理论框架构建的研究.docVIP

大型科技成果转化理论框架构建的研究 科技创新能力已经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决定因素之一[1]。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中，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中介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相互配合、协调，共同推动科技成果向国民经济主战场转移转化。当前，根据科技成果转化主体作用差异，可以将科技成果转化分为市场型转化模式、自行转化模式、产学研联合模式、科技创新转化模式和政府推广转化模式等[2-4]。已有研究分析了科技成果转化的诸多影响因素：科学技术自身研究水平、科技成果研发能力[5]、技术市场发育程度、研发和转化人员业务能力[2]、企业自身转化能力、中试环境与条件[6]、科技中介服务能力等，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健全程度、政府相关激励政策[7-8]等。 已有研究较少考虑科技成果规模特性对成果转化的影响。实际上，中国高校、科研院所承担了很多大型科技成果研发工作，这些大型科技成果主要的研发资金来源于政府重大专项资金支持，实现方式包括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涉及领域包括国际科技前沿和国家战略需要等影响国家科技、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这些大型科技成果在研发阶段往往需要政府持续投入，需要科研院所、高校多年协同开发创新才能够完成。在当前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如何推动高校和科研院所承担的大型科技成果产业化， 是解决中国科技创新战略与产业创新需求对接的重大问题。 中国科学院大连大化所(以下简称大化所)的煤制低碳烯烃(以下简称DMTO)科技成果转化是中国大型科技成果转化的典型代表。DMTO 成果转化基于大化所国家七五重点攻关项目成果，由政府推动，以资本为纽带，以中试和工业性试验完善技术和积累实践经验为依托，采用创新技术服务模式实现了大型科技成果的成功转化。 该技术世界领先，工 艺优良，且工业投资收益良好，已成为我国推动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此外，DMTO 技术的普遍应用有效推动了我国煤化工装备制造业发展，该成果已经成为我国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关键技术，是推动煤炭- 能源化工一体化新兴产业的重要技术资源。本文通过 DMTO 案例研究，解答在大型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如何提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问题，为类似大型科技成果转化组织与实施提供借鉴。 1 大型科技成果转化理论框架构建 本研究遵循经验主义学派根据已有或是新建立的理论框架对研究样本进行分析，最终得出相应结论 的逻辑[9]，研究思路包括3个部分，一是建立大型科技成果转化理论框架图;二是基于理论框架图对 DMTO 案例进行分析挖掘;三是在案例材料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 大型科技成果不同于一般科技成果，是根据国家重大科技战略需求，由科研院所或高校承担并完成实验室研究阶段的科技成果。此类成果转化流程较长、风险较高，单个企业通常难以完成成果产业化和应用全过程，需要政府引导和协调。同时，此类成果成功转化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具有重大影响。本文参照三阶段科技创新流程[10-11]，将大型科技成果转化过程同样分为3个阶段(见图1)：第一阶段是科技成果的实验室研制阶段，该阶段形成成果原型、产品原型和过程原型; 第二阶段是中试服务阶段，主要是中试主体根据市场主体需求，对原型成果、产品原型、过程原型等进行中间试验，通过大批量、规模化的试生产活动，对生产活动的稳定性和产品参数进行科学评估;第三阶段是产业化阶段，主要通过面向用户的原型改造活动，实现商品型成果与用户需求对接。 1.1 大型科技成果研发主体 当前中国科技成果的研发主体主要包括：科研院所、高校、高新技术企业等，其中，科研院所和高校承担政府资助的主要科技成果研发工作。科研院所和高校进行科学研究以服务社会为最终目标，通过创造和传播新知识、新技术，在推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型科技成果研发主体是科技成果实验室研制阶段的主要承担者，主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国家重大战略需要，研发具有创新性和战略价值的研究成果，包括成果原型、产品原型和过程原型。上述科技成果原型由于缺乏对市场因素的考虑，缺少与市场主体对接，导致研发主体的科技成果原型与市场之间的距离较大。 在私人企业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条件下，由于基础性 研究和战略性科技成果具有外部性及其它原因，私 人企业对基础性研究的投入不足，社会资源没有达到最佳配置。为此，政府应该采取相应政策加大对基础性研究的投入力度[12]。中国大型科技成果通常由国有大型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承担，主要研发资金来源于政府重大专项资金支持，其实现方式包括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