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五四新文学发生及源流的再认识.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对五四新文学发生及源流的再认识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直接促成“五四”新文学发生的主要有三种成分。其中，承续并发展章太炎学术思想并较早进入北京大学的章门弟子的文学观构成新文学发生的“内源性”成分；相对于此，陈独秀和胡适的文学观作为两种不同因素，构成新文学发生的“外源性介入”成分；此外，最早进入北京大学的严复（包括林纾）的思想及文学观，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成分，从正与反两个方面作用于新文学。 关键词章门弟子唐宋文与魏晋文“五四”新文学 作者简介陈方竞，1948年生，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刘中树，1935年生，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 一般的理解与描述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滥觞于“五四”思想革命与“五四”文学革命——陈独秀1915年9月创办《新青年》，是“五四”思想革命的发轫；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要求变文言为白话，标志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始，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进一步从思想革命出发提倡文学革命，由此划开了新、旧文学之界限。虽然，我们不能否认陈独秀和胡适在文学变革临界点上的“点爆”之功，但这种理解与描述的主要问题是，它忽略了文学自身变革与发展的内在根源，忽视了“五四”新文学是中国几千年文学的符合逻辑的变革性承续与发展的事实；同时，以往的判断基于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理解与描述，如果从“过程”看“结果”，显然可以深化我们对“五四”新文学发生的认识。 从“结果”转向“过程”，首先应该着眼的是辛亥革命中孙中山与章太炎各自侧重点的不同：前者重在革命的政治与军事的解决方式，后者重在对思想文化变革的倡导与实践。尽管孙中山也有自己明确的思想文化纲领，但是他们二人变革主张的根本性差异在于：孙重在思想文化的政治内涵，而章则重在思想文化的学术内涵。在我们这个学术渊源如此深厚的千年古国，任何深刻的思想文化变革都不能不带有学术性。而且，思想文化可以适时而生，转瞬即逝，纷繁多变；学术却要求自身在变革中的承续性与稳定性，并在深处制约着思想文化的发展；离开学术性的思想文化变革是肤浅的、短暂的，只有学术的发展才能带来思想文化的根本性变革。因此，“五四”时期从思想革命的需要出发要求文学革命，是通过学术这一中介环节实现的。这正是鲁迅“五四”时期的基本思路，他多次提到应重视“学术思想”的变革(注1)。进一步看民初主要是二次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现实，辛亥革命中孙中山与章太炎各自的侧重点开始分流。孙的政治军事革命历经挫折坠入低谷，而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变革却显得非常活跃，抵制袁、张复辟，驳斥康、梁保皇，终于酿成新文化与新文学大潮，主导这一潮流的正是章太炎学术思想的继承者。 直接促成“五四”新文学发生的主要有三种成分。其中，承续并发展章太炎学术思想并较早进入北京大学的章门弟子的文学观构成新文学发生的“内源性”成分；相对于此，陈独秀和胡适的文学观作为两种不同因素，构成新文学发生的“外源性介入”成分；此外，最早进入北京大学的严复（包括林纾）的思想及文学观，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成分，从正与反两个方面作用于新文学。我们在下面将对这三种成分逐一加以分析，以进一步认识“五四”新文学的发生及源流。 二 让我们先看看陈独秀和胡适。陈独秀是近、现代之交中国政界中的显要人物。他1902年进日本东京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习陆军，署名参加了励志会（留日学生最早组建的社团）分化后由其中激进派另组的青年会，这是“留学生界团体中揭橥民族主义之最早者”(注2)。陈独秀投身革命即表现出热心政治与军事的突出特点。此后他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主要表现是：参加了旨在制造暗杀等暴力事件的爱国协会，成为狙击清政府出洋五大臣事件的策划者之一；他在安徽创建了反清革命组织岳王会，并担任会长，主要在军界中发展革命力量；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担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参与了1912年的二次革命。但是，陈独秀与孙中山、黄兴等人有所不同，他并非始终驻足于政界与军界，他与活跃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并追随章太炎的一些文化人章士钊、刘师培等的关系十分密切(注3)，他先后协助章士钊办《民国日日报》和《甲寅杂志》，与友人在家乡创办《安徽俗话报》。1908年，陈独秀在东京民报社谒见章太炎，讨论清代汉学(注4)，他还出版过一本文字学著作《字义类例》。陈独秀每每在政治、军事上遇到挫折，就转向思想文化领域。所以，他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幡然醒悟，创办《新青年》，力主思想启蒙，并非偶然；只不过这次转向决心甚大，如胡适所说，他们办《新青年》时，“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在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注5)。但是，陈独秀每次转向思想文化领域，都未能真正地立足于学术思想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