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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代”看“现代”的精神史探索 贺桂梅选我为其新作撰文，还真选对了。她的这本《时间的叠印：作为思想者的现当代作家》研究的五个对象——二十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的萧乾、沈从文、冯至、丁玲、赵树理，我在《1948：天地玄黄》里都有所论述，后来我还写有专门研究一九四九年后沈从文、赵树理道路的长篇论文。但我与她又有不同：我是从“现代”看“当代”，着眼于现代作家的当代命运;贺桂梅是从“当代”看“现代”，要为当代文学溯源。我们两个这样的相遇本身就很有意思。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大致相同、相近的学术追求与设计。贺桂梅在绪论里明确提出，她关注的是“四十至五十年代社会、文化、文学转折”过程中“作家遭遇的文学史、思想史内涵及问题”，“试图寻找‘思想史与‘文学史之间的交错与融合”，揭示“作家内在的思想与精神脉络”及其背后的“精神史内涵”。而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是“以‘个案带‘问题”，“以作家论带思想史命题”，这些都是我这些年的研究所自觉追求的。而且，在我看来，这样的“文学史与思想史、精神史相结合”的研究，立足于现当代文学都是现当代思想文化运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五十年代思想、文化新秩序的建构，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许多现当代作家都有自觉的思想追求，其文学创作都具有十分丰富的精神内涵这样一些现当代文学的基本特点与优势。这些基本特点与优势是能够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开辟新的空间，甚至是开拓一条新路的。 更引起我的共鸣，也是我更为看重的是贺桂梅一再申说的学术追求：要自觉“摆脱那种或肯定或否定的表态式的研究方式”，在“多重历史与现实的视野中”“呈现较为丰富的历史图景”，她要构建的是“多层次、立体的”文学史、思想史、精神史圖景。贺桂梅为此而提出了五大概念，即努力揭示研究对象、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丰富性、偶然性、暖昧性与独特性”。这显然是对简单化、主观化、形式化研究的一次自觉挑战。在我看来，这才是贺桂梅这部著作的主要特点和主要贡献。而且，她的这些追求是落实在对史料的全面挖掘、梳理以及精细的文本细读与理论剖析之上的，既进入历史的具体情境，抓住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细节，又不失时机地进行思想、理论的提升，呈现历史的大视野和新高度。我常说，现在的研究常走两个极端，要么“精细有余，大气不足”，要么“粗疏空洞，大而无当”，像贺桂梅这样既精细又宏大的研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自然与她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又有浓厚的理论兴趣和修养有关，后者正是我所不及的。 贺桂梅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二十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的转折过程中，新社会及其话语的强大感召力来自何处？”她没有急于做或肯定或否定或赞美或质疑或批判的价值判断，而是选择了萧乾、冯至和沈从文三个个案，通过对他们个人的“小环境”与时代的“大环境”的复杂关系的细致把握，具体讨论“支配他们做出选择的思想、文化逻辑是怎样的，并显露了怎样复杂的精神史内涵”。 就萧乾的具体小环境而言，他是完全有条件一走了之，应邀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的。而且，由于他的特殊经历，他对自己这种深受英国工党政治影响、多少有些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新社会的命运是不抱幻想的。四十年代后期他已多次遭到左翼阵营的批判，并且他也完全清楚自己与郭沫若等人的个人恩怨。但他还是接受了新政权、新秩序。这是为什么？贺桂梅通过对他的“孤儿身世、故土意识、民族情感”的精细分析指出，是深入灵魂的民族主义情感、国籍意识产生的归属感，决定了萧乾和他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的选择。她在书中对此有相当精准、深刻的分析：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是在“面临异族强行侵入时开始产生”的，“始终与独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联系在一起”，并且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二十世纪政治合法性的象征”。只有从这个层次去理解，我们才能懂得，对于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而言，这种“似乎别无选择地与故土、国家、民族共命运同患难”的情感驱动是高于“个人荣辱、安危乃至政治立场”的，是后者“无法战胜”也永远摆脱不了的，只能听命其支配。应该说，这是贺桂梅对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特质的一个重要理论概括，对现当代思想史、精神史上的许多现象和问题都有一定的解释力。 在我看来，其意义更在于其揭示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一个本质特征和特殊优势。我注意到，贺桂梅特别重视毛泽东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所提出的中国革命的“中国化”问题，强调“国际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结合，要求形成“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指出，由毛泽东的讲话而引发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其“重要性并不亚于五四”，其提出的“文学应该创制的现代民族形式的调整和重提，其最终的完成形态就是‘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