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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的专精与博通 左东岭 近读查洪德教授的新著《元代文学通论》，有所触动，想谈一谈自己的几点感想。 首先是学术研究需要长期积累然后方能厚积薄发。古代文学史的研究说到底是一种历史研究，需要长期的文献研读与连续性思考，才能逐渐有所体悟与心得。更重要的是，古代文学研究必须面对历史悠久的学术传统，从其产生之日起，经过历代学人的讨论评说，涌现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当面对这些成果时，不仅需要认真阅读，而且还要斟酌分析，才能在此基础上谈一点自己的体会与看法。一位古代文学研究者如果想取得一点成就，他就必须要耐得住寂寞，长期在某个领域里默默耕耘，熟悉历史，阅读别集，积累文献，潜心思考，然后由点及面地逐次展开自己的研究，最终才能学有所成。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学风，急于出成果，急于发文章，急于出著作，急于评符号，于是经常浮光掠影地搜罗文献，主观臆断地预设论题，匆匆忙忙地攒写论文，堆积大量的一般文献增加著作的厚度。一时之间，个人获得了好处，学界也显得热热闹闹，再加上某些刊物的炒作，营造出一个虚假繁荣的学术局面。可是一旦时过境迁，留下的无非是成堆的学术垃圾而已。我从查洪德的著作里，得到以下的启示：作为一位好的古代文学研究者，不要轻易变换自己的研究领域，而是守在自己的那块地长期精耕细作。最好能够从重要的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做起，然后再提炼重要的学术命题进行深入研究，并最终扩展到面上，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与研究优势。古代文学研究说到底是一种积累，每位学者只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推进，有所深入，有所细化，就已经实现了自己的价值。突破前人格局和提出原创性命题当然是每个学者所期盼的，但那是需要机缘并经过长期积累的。 其次是宏通的学术眼光与整体观照的方法。所谓“通论”当然是对元代文学的全面观照与论述，从而给读者一个元代文学的整体印象。作者在绪论里曾有两个期待：“期待完整的元代文学史”，“期待通观性的元代文学史”。“通观”当然不等于“通论”，但要“通论”却必须具备“通观”的视野。此处的“通”，既有外部的“通”，即何种的复杂历史要素造就了元代文学的基本面貌与独特属性;同时也有内部的“通”，即充分展现元代文学各种文体的丰富内涵与独特品格，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重要文学问题。要实现这两个意图其实是不容易的。自“五四”以来，中国学界逐渐形成了分体研究古代文学的传统，从而被划分成诗文研究、戏曲研究、小说研究，然后可以再继续划分，形成所谓的先秦散文研究、唐代诗歌研究、宋代词作研究、元明散曲研究、明清小说研究等。甚至，还可以分为红学研究、龙学研究、金学研究、《水浒》学研究等。此种分体分类的研究当然有其好处，可以在文献上做得更细，可以在问题上做得更专，可以形成更多的学有专长的所谓的专家。可是，从总体上看却是弊大于利的。由于长期的固守一隅，造成了以下两个方面不可忽视的致命弊端：一是学者知识谱系的单一化与扁平化。搞小说的只关注叙事学与典型性，而对于经史子集的学问則问之茫然。此种现象不仅体现在学者的研究中，而且已经渗透到研究生的培养中。由此带来的弊端是，不仅各自的研究领域过于狭窄，而且即使在本领域的研究中也日益趋于简单浅薄。面对那些经史子集学养丰富、琴棋书画才能多样的古代作家所创作出的戏曲小说作品，仅依靠现代学者那点可怜的叙事学与典型理论，如何能够与之心灵沟通而产生共鸣，如何能够体会其灵心妙手，如何能够揭示其真实复杂的思想内涵，如何能够发掘出其深层的价值意义？最近这些年古代戏曲小说的研究日益趋于衰落。原因固然很多，但知识谱系的弱化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导师如此教，学生如此学，恶性循环，每况愈下。二是价值判断的偏颇。由于各自固守自我的研究领域，因而很少有兴趣与精力去关注其他研究领域的情况，也就常常抬高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成果，而对其他领域与学者的价值予以低估。比如说自“五四”以来，学界逐渐将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被置于学术视野之外的戏曲小说视为当时最有价值的文体形式，从而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这对于现代学科体系的建设，对于纠正传统的学术偏见都是具有极大贡献的。但也有不少人由此矫枉过正，认为戏曲小说才是明清文学的主流，研究戏曲小说才具有现代学术价值。其实这既不是明清文坛的实际状况，也不是继承传统优秀文化所应该采取的态度。最近几年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这种偏差，从而将更多的力量投入到明清诗文的研究中来，并已经取得了许多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我想，“完整的元代文学史”与“通观性的元代文学史”乃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没有“通观”的眼光当然不可能有“完整”的文学史，而“完整”的文学史也是兼顾了各体文学的结果。由此而言，“通观”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操作方式，而是一种学术价值的重新调整，一种学术格局的重新认定，以及一种知识谱系的重新建立。否则的话，所谓的“通观”也不过是一句说说而已的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