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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康熙治国与清初文化软实力 [摘要]康熙在清初这个民族冲突、社会失序的特殊时代，从儒家文化的传统中汲取资源，进行了以程朱理学为中心、以佛道思想为支撑的文化软实力构建，将道统、学统、治统、法统联为一体，并通过书籍缟刻、书院建设等手段，推动了中华民族形成前期满、汉等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展示了基于传统文化的软实力所产生的巨大凝聚力。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康熙；程朱理学；清初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XX)01-0022-04 “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自被写入中共十七大报告以来，学术界对此研究方兴未艾。据笔者日之所及，这些成果多是理论性、整体式的阐发，其中不少有很深的见地，特别是指出了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软实力构建的重要意义。然而，在这方面实证的、具体的研究成果却少之又少。笔者此文试图从康熙帝治国如何促进各民族融合这样一个历史事例，去发掘当时文化软实力构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及其具体表现。 一　历史与困境：清初文化 软实力建构之背景 关于“软实力”，权威解释一般都认同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观点，即指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中，除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之外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吸引力。意识形态、民意等也可划在“软实力”的范畴中。“文化软实力”更强调软实力文化层面的意义，其核心就是它对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的凝聚力。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国家治理都离不开文化的力量。就此而言，“文化软实力”虽然是近年来才明确提出的概念，但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实际上它早已存在。历史上的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她绵延五千余年的灿烂文明、相当于整个欧洲的辽阔疆域，所依靠的不是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和固定的国界线，而是基于对某些文化的认同。早在先秦，古人就有“夷狄人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的观念，将以礼义、服饰、饮食、风俗等为表现的文化差异视为国家的判断标准。孔子又提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主张用文化的软力量来处理一个国家之内的民族关系及世界秩序。现在对民族的一般定义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其中“共同语言”、“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都涉及文化软实力。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从华夏族到汉族、再到中华民族，朝代不断更迭，而文化的凝聚力却与日俱新。正是这种文化的凝聚力、软力量，使中国以民族融合的形式不断从分裂走向统一，使大一统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民族大融合时期，春秋战国时代、魏晋南北朝时代、辽宋夏金时代……每一次大融合，都会形成一个强盛的大一统国家，比如秦、汉、隋、唐等。民族融合的实质，就是不同民族经过彼此交流进而形成基于文化的人民共同体。以华夏、汉文化为主体，不断吸收少数民族游牧文明中的新鲜血液，是中国历史演进的一个重要模式。可以夸张一些说，每一代多民族统一王朝的稳定统治都是基于文化力量所产生的合法性认同，而每一次也都能相应地催生出文化的繁荣。两汉的经学、李唐的诗歌，均足以辉映百代。同时，“中国”作为地理概念也在每一次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中得到扩展。但是，这种文化认同的过程由于涉及心理、文化层面，因而是曲折而漫长，甚至是反复的，但它是不能绕过的必由之径。没有文化、心理层面的认同，民族之间的隔阂就不能消除，那么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质疑，从而导致统治基础的不稳固。因而。文化软实力的构建必须被置于相当的高度。 元朝虽然建立了大一统国家，但并没有很好地处理自身的游牧文明与汉族农耕文明之间的深层次冲突，对文化软实力建构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只是将喇嘛教、全真教包括程朱理学等各种文化简单并举起来，实则一味迷信蒙古骑兵的军事硬实力，结果不到百年就被逐回草原。明王朝建立之后，开始大力提倡程朱理学，试图创造一种核心价值观，但它“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夷夏观，使之与北方的蒙古、东北满洲均未能从文化上有力整合，而新疆、西藏等广大地区则仍是沿袭前朝的羁縻政策，连驻军也没有。这些都说明白唐朝以降，新一轮的民族融合虽有元、明两次形式上的统一，但远未能从共同文化，更未能从共同心理素质上结成一个比较有凝聚力的新民族，中国的概念仍基本局限于中原汉族。 清朝的建立也是基于游牧文明征服农耕文明这样一个民族融合模式。它面临着与元、明同样的问题，而且更加突出。这是因为：历经明王朝近三百年间夷夏之辨的精神熏陶，这个以异族入主方式建立的新王朝比之元代所取得的合法性更为薄弱。元朝所统一的有金、夏、宋及大理等多个民族政权，而清王朝所面对的却是山海关以内大河上下、长江南北远比前代更庞大、更有凝聚力的民族共同体。清王朝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