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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藏”实践看梁启超对近代图书馆发展的推动作用 摘 要 梁公启超先生作为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史学家，是众所周知的，但不为众人所知的是，他也是一位伟大的图书馆学家，文章从梁启超开办“书藏”的实践探索入手，旨在阐述其图书馆思想对我国清末的公共图书馆运动以及整个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梁启超 图书馆 书藏 公共图书馆运动 分类号 G250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XX.09.017 The Promotion of Liang Qichao in Modern Library’s Development From the Practice of “Book Collection” Luo Na Abstract As a famous thinker， politician and historian of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 Mr. Liang Qichao is well known， but what is not known to all is that he is also a great librarian. Starting from Liang Qichao’s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book collection”， this paper aims to expound the promoting role of library thought in the public library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business in modern china. Keywords Liang Qichao. Library. Book collection. Public library movement. 梁启超，号任公、饮冰子，字卓如，别号饮冰室主人，1873年（同治十二年）出生于广东新会。他自幼酷爱读书，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虽有“神童”之称，但由于家庭不够富裕，幼时饱尝无力购书的苦楚，更由于“年十三，始有志于学，欲购一潮州刻木之《汉书》而力不逮”的亲身经历，所以播下了日后创办“书藏”“以省分购之力，且以饷戚好中之贫而好学者”的种子。作为维新派的领袖人物，梁启超先生提倡“广见闻而开风气”，无论是从广为人知的政治、经济、文史方面，还是鲜为人知的图书馆学方面，都提出了积极的倡导和独到的见解。他在主张学习西方、变法图强的同时，敏感地注意到了“图书馆”在社会文化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所以维新之始，他便开始创办报刊和当时的图书馆——“书藏”。 1 近代意义上“书藏”的由来 “书藏”之名称最早始见于我国宋代，据考证是由时任杭州知府的苏轼命名的杭州“钱氏书藏”①起，此后，还出现了甘泉书藏、菊坡精舍书藏、匡庐书藏等等，但以上种种皆为私人藏书，并不具备近代图书馆的功能。 近代意义上的“书藏”源于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这场运动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化与藏书浩劫。当时官府藏书“四库七阁”中的“江南三阁”几乎尽毁，私人藏书也未能独存，乃至江苏学政鲍源琛在上奏的《请购刊经书疏》中写道：“今年各省因兵燹，书多散俟。如江苏松、常、镇、杨诸府，向称文人极盛之地。学校旧藏书籍，荡然无存。藩属旧有恭刻经史诸书板片，亦均毁灭。……士子有志读书，无从购觅……”[1]。由于藏书被毁，从清末嘉庆年间的“灵隐书藏”开始，出现文人学子以私人名义捐钱、捐书以充实书藏的热潮。 然而，近代意义上的“书藏”是一个既不同于“藏书楼”，也有别于“图书馆”的特定称谓。据考证，一方面在于康有为、梁启超受阮元设立“灵隐书藏”为解决寒儒无书可读之窘的启发。阮元说：“《周礼》宰夫掌官契以治藏。《史记》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藏书曰藏，古矣。古人韵缓，不烦改字，收藏之与藏室，无二音也。汉以后曰观、曰阁、曰库，而不名藏。隋唐释典大备，乃有《开元释藏》之目。释道之名藏，盖亦披儒家之古名也。明侯官曹学佺谓释道有藏，儒何独无？ 欲聚书鼎立，其意甚善，而数典未详。”另一方面，创立“书藏”是当时维新运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举措。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的文人志士开始了他们“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探索。作为维新派领袖的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在寻求变法救国的道路上践行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积极地投入到兴西学、创报刊、办学堂的热潮中。在认识西方社会的过程中，近代西方报刊、传教士所描画的“藏书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