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与细雨交织的版图.docxVIP

火焰与细雨交织的版图 一 秋天的火焰 “在城市里找不到路固然无趣，但是如果你想在城市里迷失，就像一个人迷失在森林里那样，则需要练习……”本雅明在《柏林童年》里如是说。对于一位生长于北方平原，在乡村和矿区之间长大的年轻人来说，一座南方城市带给他的首先是一种“迷失”：林立的高楼、纵横交错的街衢、往来穿梭的车流、陌生而新鲜的方言，以及从人行道两侧的悬铃木间洒下的湿热的气息……那是1992年夏天，当我乘坐3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到达南京，一出车站就被道路两旁高大笔直的行道树吸引住了，仿佛有一个簇新的未来即将在眼前展开，涌动在身体里的欲望与诗情正被唤醒。那是一次少男少女般的美丽的邂逅。直到多年之后，我在诗人柏桦的书里读到这样的诗句：“春风释怀，落木开道/一曲音乐响彻大地/冲锋的骑手是一位英俊少女/……她激情的加速度/仍以死亡的加速度前进。”仿佛书写的正是那个“曾经的我”彼时的心情。20岁的我不可能想象得到，一年后毕业被分配至某大型国企时将要面临的一切——噪音、粉尘、化工原料刺鼻的气味、重复性的工作，与心中鼓胀的诗情之间产生无法相容的撕裂。我工作的第一个单位是个化T企业，位于南京江北的化工园区。这个化工园区主要南几个大型国企组成，高耸的烟囱、笨重的水泥厂房、盘曲的管道，仿佛是一座庞大的迷宫，沉滞、封闭，昔日辉煌的历史与逐渐衰落的气象奇异地共存着。那些日子，我在灰尘和酸雨中穿行，投身于经济建没的洪流，在铁的喘息中捶打青春，日复一日。 那是我的文学迷惘时期，诗歌成了唯一的精神出口，“围困”与“突围”的主题贯穿着思考和写作。当身边的年轻人逐渐顺应环境、祈求现世安稳的时候，我仍被诗歌的大火烘烤得寝食难安。1993年10月10日，记得那是一个晴天，杭州诗人梁晓明、刘翔到南京，与程尚、瓦兰、蓝天、张霖等几位诗人在南京大学举办诗歌活动，推广诗歌民刊《北回归线》《一行》和个人诗集。我特地从江北乘车赶到南大参加活动，买了他们的书。当天晚上在南大礼堂还有一个“93中国先锋诗歌之夜”的朗诵会，但组织者似乎与学生会没有协调好，朗诵会未能按计划进行。我一直保存着那一期红色封面的《北回归线》，头条就是梁晓明的代表作《开篇》。在这组诗中，他把对存在的追思与咏唱提升到了光明澄澈的高度，是90年代最为纯粹和动人的抒情诗之一。几个月后，又一个周日清晨，我登上开往合肥的长途车，去拜访以先锋著称、曾对我的写作产生过启蒙作用的《诗歌报月刊》，面对看起来并不太“先锋”的值班编辑，我掏出一卷用方格稿纸誊抄的诗作，谦虚得像个小学生。其中有一首《雪夜诗稿》，直到多年之后才发表，或许代表了那一时期的精神自传—— 在阴郁的风景中，我将永远推迟悲观 十字星在诗中闪耀，从寒霜到落日 拾阶而上的大风卷起粮食 粮食：天国的祭献 一群痛苦的生命要与你交换！ 疯狂的轮轴，奔逃的丧家犬 黑芒之夜呀 一轮明月的寂静被谁吞没？ 打在脸上的不仅是缅怀的旧时光 雨水和雪，痛快地洗着马骨头 我大病初愈 我秋天的火焰直立于肩 酷烈的闪电呵 深情的哀歌今夜要唱到极端！ 诗中的“雪”来自北方，来自我的出生地，它占据精神的高寒地带，与“火焰”“十字星”等意象构成了抵抗生存暴力，抵抗灵魂物质化、空心化的神性元素。现在回头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是一个过渡性质的时期，理想主义的80年代已经过去，市场化转型还没有全面铺开，“它像是突然中止的80年代一个余音未尽的尾声，仍然带有坚执、高蹈的精神气质和强烈的对抗色彩，又似乎已感到困顿，而显出一丝茫然”（冷霜语）。那些年里，诗人作家们下海经商成为热潮，文学渐渐式微。几乎同时，出现了自由撰稿人和自由写作者，在离我单位不到500米的华能电厂，时任司炉工的朱文辞去了工作，写下小说《到大厂到底有多远》，后来他成了著名的小说家和导演，并和韩东策划了引起文学界争议的“断裂”事件。到大厂到底有多远呢？从市区到大厂，通常需要乘坐一个半小时的郊区车。因此那时的南京对我来说，仍是隔着一道浓浓江雾的陌生之地，意味着中心、爱情、活力和可能性，同时也带来失落和孤独;真正的生活似乎永远在“别处”，而现实中“小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只会加深它与精神世界之问的敌意。 但是偏居郊区并不意味着视野狭窄，一个人阅读的边界也可以是他世界的边界。那几年的阅读量是比较大的，除了一些西方文学经典，国内的包括《后朦胧诗全编》《海子诗全编》《骆一禾诗全编》，杨炼、欧阳江河、西川、陈东东、王家新、戈麦、陈超、朱大可等人的诗与诗论，以及苏童、格非、孙甘露、北村、余华等人的先锋小说。在他们的作品中，我看到一种有别于老一辈作家的异质性。然而，他们的成长毕竟受惠于那个思想解放、文学繁荣的年代，而我们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