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域下的“乡土中国”和中国农民(理论).docxVIP

现代性视域下的“乡土中国”和中国农民(理论) 打开文本图片集 主持人语：张丽军是一个对当前文学富有探究热情的批评家，同时又是对文学史现象术有专攻的青年学者。文学与乡村中国的关系，向来是一个看似常规实则疑难重重的学术问题，他试图破解其中的奥秘，把握那仍然活跃不已的脉搏——至少，他是专注的和诚恳的，并在专注和诚恳的心地之上，让自己的研讨过程和一个个未必达至终结的言论，越来越显现出确凿的治学痕迹和思辨价值。 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在思考中国失败、落伍的原因。随着一次次惨烈的失败，中国人对自己的怀疑、反思、否定由器物层面上升到制度、文化层面，由中西体用之辩发展到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这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彻底认同中国文化已经病入膏肓了，只能“全盘西化”，彻底更新华夏民族的文化血液。即“病中国”的思想意识不仅已经形成并出现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著作之中，而且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已经是一个奄奄一息、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了。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提出“老大帝国”与“少年中国”之说，即有以创造“少年之中国”取代老大、迟暮、病态之中国的思想。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李大钊也号召青年们缔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世界”的文章。最为形象的是小说家所想象的“病中国”：东海觉我的科学小说《新法螺先生谭》也充满了“病中国”的想象。1904年，海天独啸子在《〈女娲石〉凡例》一文就已经指出，“近来改革之初，我国志士，皆以小说为社会之药石”的文学思维方式。文学与病中国、作为“思想医生”的小说家与作为“中国病人”的中国国民的一种医患关系。 1903年3月12日，梁启超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中论及了中国国民的“劣下之根性”：“吾人其有伟大国民之欲望乎?则亦培养公德，磨砺政才，剪劣下之根性，涵远大之思想，自克自修，以蕲合于人格。国民者个人之集合体也。人人有高尚之德操，合之即国民完粹之品格。有四万万之伟大民族，又乌见今日之轻蔑我者，不反而尊敬我畏慑我耶?西哲有言，外侮之时，最易陶成健强之品格。我国民倘亦利用此外侮，以不负其玉成耶。不然，读罗马末路之史，念其衰亡之原因，不能不为我国民栗然惧也”。11903年5月，革命家邹容在其出版的《革命军》一书中鲜明地提出“奴隶根性”的观点：“吾先以一言叫起我同胞曰：国民!吾愿我同胞，万众一心，支体努为，以砥以砺，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法人革命前之奴隶，卒收革命之成功。美洲独立前之奴隶，卒脱英人之制缚。此无他，能自认为国民耳。吾故曰：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非然者，天演如是，物竞如是，有国民之国，群起染指于我中土，我同胞其将由今日之奴隶，以进为数重奴隶，由数重奴隶而猿猴，而野豕，而蚌介，而荒荒大陆，绝无人烟之沙漠也。”2在继梁启超提出“劣下之根性”、邹容号召国民拔除“奴隶之根性”之后，章士钊在1903年8月8日《国民日日报》上发表的《箴奴隶》一文中进一步分析了中国人奴隶思想的形成，揭示了乡土中国变为“奴隶国”的根源。 奴隶非生而奴隶也。盖感受三千年奴隶之历史，熏染数千年奴隶之风俗，只领无数辈奴隶之教育，揣摩若干种奴隶之学派，子复生子，孙复生孙，谬种流传，演成根性。有此根性，而凡一举一动，遂无不露其奴颜隶面之丑态，且以此丑态为美观，为荣誉，加意修饰之，富贵福泽，一生享用不尽。于是奴隶遂成为一最普遍、最高尚之科学，人人趋之，人人难几之。趋向既日盛一日，而根性乃日牢一日。至于近顷，奴隶成为万古不磨之铁案，无从推翻，遂组织一庞大无外之奴隶国。3 近代知识分子对乡土中国与中国农民的“病态”认知，促成了中国现代作家的启蒙思想视野，从“病中国”到“中国病人”、 从“奴隶国”到“奴隶根性”，中国现代作家在对乡土中国与“老中国儿女”的现代性想象中确立了一种批判性审美视角。 一、 启蒙现代性视域下的 “病中国”和“中国病人” 鲁迅先生早在开始现代文学创作之前，就已经在近代知识分子的“病中国”的思想批判思潮的影响下认同了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思想意识，直接继承了近代严复、梁启超等人对国民奴性劣根的思想批判意识。鲁迅先生分别在《两地书》之八中提到了“国民的坏根性”和《两地书》之十提到了中国国民性的“病根”，在其文学作品中想象和建构了许多具有革命劣根性的“中国病人”——老中国农民。 鲁迅先生曾经接受过医学训练和留学的人生经历使他对“病中国”的思想认知有着更为深刻的生命体验。在“幻灯片事件”中，鲁迅深深体会到：“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好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自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