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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者眼中的高档社区的运作 瑞金街道所在区域历史上属于上海市最高档的居住区之一。商业繁华，文化气息浓厚，居民受教育程度高，住户经济条件好，人口同质性强，社会保障负担相对较轻。 居民委员会的体制改革 按照社会学的一般观点，这样一个对社区最低保障所需不多的群体对社区组织的关注度也不会很高。所以早在1998年底，瑞金街道决定在这样一个社区推进居委会向群众自治组织复归，瑞金街道将这一工作分为了四个步骤。 首先是职能分解。针对居委会承担过多任务的现实，通过给居委会减负，为居委会回归群众自治组织创造前提条件。具体做法是将居委会目前承担的职能按其属性分解为四部分:行政性事务、市场业务、公益或专业服务性质的事务、居民社区生活中的公共事务。除了那些仍然需要居委会来承担的工作，其他的事务就必须剥离。 第二是组织分立。着重解决这些剥离的职能由谁承担的问题。瑞金街道除了把小区管理中的“四保”还给物业管理公司、行政性事务还给政府之外，街道还专门成立了社区事务服务所，承接诸如收费、协助调查等劳务性事务，让居委会从庞杂而琐碎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即使对于居委会自身的职能，也根据群众自治职能分解为决策、议事和执行三部分，分别交给居民会议、居委会和社区工作者来承担。居民会议由居民代表组成，讨论决定与居民利益有关的重大事情，正常情况下一年召开两次。居委会作为居民会议常设机构，负责落实居民会议的决定和处理日常事务，但主要是筹划，而不是操作。真正动手的是居委会聘用的社区工作者，他们的职责是“干事”。干事职位的出现，还较好地解决了传统居委会向更具有自治性质的居委会过渡中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原本不属于本居民区居民的那部分干部如何安置的问题。二是居委会承担的许多工作很难完全分清到底是行政事务还是居民自己的事务，干事的存在为承担这类事务，维护城市基层管理的连续性和有效性提供了保障。正是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使居委会改制在技术上成为可能。 第三是程序调整。主要涉及居委会成员的产生过程。瑞金街道采取居民直接选举产生居委会成员的方式。街道专门制定了居委会选举办法，制作了选举工作的流程图。 第四是运作衔接。瑞金街道从居委会工作实际出发，设计了新体制运作的基本环节。比如，街道制定了《社区事务分类管理实施办法》，明确地规定了居委会、社区内群众组织和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各自的工作职责，理清了事权关系，特别是明确了社区事务服务所（站）的性质和职责，对居委会的转制和减负起到了托盘的作用。 居民自治的日常运作 民主是一种体制，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瑞金街道的探索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居民公约和社区听证会制度。 居民公约没有强制力，但有约束力。瑞金街道以相对独立、彼此熟识的人群为单位（最小的范围只有54个人），在讨论协商的基础上，制定了居民公约。公约的内容极其生活化，集中了大家认为最需要做到的事情，每个家庭都在公约上签了名。实践证明，由居民公约所形成的“公共权力”，在社区生活中确实发生了效力。 社区听证会是一种协商机制，它提供了一个居民与社区其他成员以及与政府协商磨合的渠道。这种方式体现出现代的“社会治理”基本精神，它不但有助于政府避免做事时“好心没好报”的尴尬，更有助于居民通过听证会，学会在自主的情况下协商和妥协的能力。 以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为主题的社区党建 与社区建设要求相适应的组织体制 在瑞金街道，基本上形成了四种形态的党组织，自上而下分别为街道党工委、综合党委、居民区党支部和党员代表大会。 这四种形态有着非常明确的范围界定，整体上表现出一些重要的功能。比如，社区党组织对党员理论上达到了全覆盖，这意味着社区范围的党员，都可以在其中一个组织形态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更有意义的是，社区党组织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网络，超出了行政架构的范围，形成了一个既与行政架构有所联系、又不完全重叠的党的组织体系，使党既能够依托行政架构，实施对社会的权力型领导，又能够以社会组织的形式，直接对基层生活实施权威性领导，这明显提高了党组织处理相关事务的能力。 民主和领导民主的能力养成 基层党组织为了成功地领导居民自治，必须具备民主的能力和领导民主的能力。瑞金街道从主动推进社区范围党组织网络内的民主运作着手，进行民主和领导民主的能力建设。 首先是发展组织间的平等关系。街道党工委要成为社区内各种组织的政治核心，首先必须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核心，而在没有行政隶属关系的党组织之间建立的这种“核心关系”，必然是一种更带有平等意味的关系。比如，按照街道党工委的要求，瑞金街道的机关党委与社区党支部建立了结对关系，在有关的通知中，“联合”、“研讨”、“商讨”等词汇频繁出现，表明不同党组织之间存在着平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