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与俞平伯.docxVIP

施蛰存与俞平伯 建国初期，施蛰存经过多次思想改造，被吸收加入上海作协，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参加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和全国第二届文代会……种种迹象表明，他终于被新生的国家体制吸收，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阵营中一分子。他也确实尝试着做出积极的努力，顺应当时的一体化的文学批判，与主流评价保持同一种立场和声音，如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等资产阶级唯心观。在这场自上而下的全国文化界集体批判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施蛰存不可避免地被卷了进来，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参与了批判《红楼梦》研究的座谈会，当时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报》和《华东师范大学校报》等报刊，记录了施蛰存在这些座谈会上的一些情况。 一 1954年11月16日，《解放日报》编辑部邀请上海文学学术界人士，就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的问题，举行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古典文学研究者、大学校长、中文系教授、中学语文教师、《文艺月报》编委、文艺书籍出版社的负责人等，施蛰存也在受邀之列。他在座谈会上发言：“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的著作中，有不少地方可以接触到中心问题，但都因不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分析和评论，他的笔，他的思想就显得无能为力了。”这个观点，比照当时众多学者专家的相关批判，显得委婉含蓄。 1954年11月21日，《新民报》发表了题为《华东师范大学昨举行〈红楼梦〉研究座谈会》的文章，批判文化学术研究领域的资产阶级思想，施蛰存参加了这个九百余人的座谈会。11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华东师范大学师生九百人举行座谈会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一文，特别提到施蛰存的发言内容：“在古典文学的研究方面，以资产阶级思想教授给青年，是一个严重的事实，彻底批判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将能帮助我们树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术思想，并改进教学。” 此后，施蛰存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举办的批判《红楼梦》研究的座谈会。据《华东师范大学校报》报道，1955年1月7日，许杰、施蛰存、黄仲苏、钱国荣（钱谷融）、徐中玉、徐震堮、张德林等中文系老师十人参加了第二次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座谈会，报道称：“这一次座谈会，谈得比较深入，也接触到了一些问题，……进一步分析和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进一步分析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在文学领域的影响。”随后，施蛰存也参加了胡适文学思想批判研讨会，他和錢国荣在会上指出：“胡适反动的文学观表现在另一方面，是对中国光辉的古典文学遗产，尽其歪曲、污蔑的能事；相反的，对西洋文学又佩服得五体投地。” 建国初期关于施蛰存参与文艺批判的报道虽然不多，却给读者传达出一些历史信息：其一，在一段时期内，施蛰存曾与当时的文化主流保持高度的一致，他站在主流立场上批判俞平伯、胡适等人的资产阶级思想，鲜明表达自己的态度，与以往施蛰存强调性灵、追求文艺批评的自由争鸣很不一样。其二，施蛰存每次出席这种批判座谈会，都是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身份出席的。大学成为施蛰存发声的强大后盾，这说明施蛰存依附于华东师范大学，与全国知识界保持同调。其三，施蛰存将矛头对准了他的前辈作家胡适和俞平伯，这都是他所尊敬的长者和老师，他几乎在每场座谈会上，都有批判性的主题发言，似乎完全淡漠了人情，混淆了视听。这种文艺批判与建国前施蛰存发表的文艺批评完全不同，是集体行为，由单位组织发起，有固定程序和议题的集中批判，剑拔弩张，敌我对立的立场很鲜明；而建国前的文艺批评，一般是施蛰存的个人行为，主动出击，虽然也有口舌之争，大多限于学术范围内。 二 事实上，回到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看，施蛰存的种种作为，都是不得已。他要么顺应批判主潮，积极参与批判他人的座谈会；要么就一声不吭，成为他人批判的对象，对此，施蛰存向来是直言不讳的，他晚年在信中说：“再前一年，师大的《红楼梦》批判会也是我主持的，我也讲了话。这不能说我不参加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实质是一次知识分子的思想再改造，也是全国统一思想的步骤之一，它已经由一场文艺批判上升到一场在全国文化界范围内的政治运动。有学者指出：“1954年，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对于《红楼梦》研究的思想批判运动，其做法是借助于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思想批判、文化批判和政治批判。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简论》是导火线，主要目标是胡适，主要意图是清除政治、哲学和文化学术领域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时隔多年，很多知识分子回忆起这段批判经历，都觉得其政治色彩过浓，对俞平伯的打压过大。林默涵认为，在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过程中，“有些批评文章全盘否定考证，这是不对的。有些批评缺乏根据，指责俞平伯独占资料，是学阀、恶霸，这不是事实。此外，当时我们感到批判的声势是否太大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