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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国学者对日本侵华理论的批判 摘要：抗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变中寻找其侵略行为的“合理性”，并提出了“大东亚主义”“中国社会停滞论”和“中国社会外铄论”等一系列侵华理论。中国学者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这不仅有力挫败了日本侵略者从文化上征服中国的企图，而且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关键词：抗战时期；中国学者；日本侵华理论 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5-0134-05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试图从“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规律或历史上可资借鉴的史迹”①中寻找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合理”依据。针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各种侵华理论，中国学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批驳。近年来，这一问题虽然引起学界的关注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②有鉴于此，本文在简要回顾和梳理日本侵华理论的缘起及其实质的基础上，围绕抗战时期中国学者对“大东亚主义”“中国社会停滞论”和“中国社会外铄论”等日本侵华理论所进行的批判作些分析探讨。 一、日本侵华理论的缘起和实质 16世纪末，日本曾发动两次侵朝战争。虽然这两次侵朝战争均以失败而告终，但其兼并朝鲜、侵略中国的想法却对后来的日本侵略者产生了深刻影响。最早将侵华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的是日本幕府末期的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佐藤在《宇内混同秘策》（1823年）中提出，要建立一个遍及全球的世界帝国，一切国家都应接受日本神道的影响。在佐藤的侵略思想影响下，吉田在其所著的《幽囚录》（1858年）中提出了“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洋袭印度，宜择三者之中易为者而先为之”③的战略规划。吉田的侵略主张，虽然未被当局所采纳，但为后来日本政府的“大陆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应该说，佐藤、吉田等人所提日本侵华的设想和主张，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认识层面。而真正对当时日本社会和政府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他在1885年的《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一文认为：“国民的精神已脱去亚细亚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但“近邻支那和朝鲜”仍处于落后地位，并日益陷入被他国瓜分之危机；在这种形势下，“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④由此可见，福泽提出“脱亚入欧”论的实质是主张日本采用“西洋人的方式”，并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一起瓜分中国和朝鲜。 “文明开化”论是福泽侵华思想的又一个理论支点。他把西方列强的武力扩张视为“文明”的楷模，认为这是一种“文明”战胜“野蛮”之“开化”行为。在《文明论概略》（1875年）中，福泽将世界各国分成三个层次，即野蛮的非洲、澳洲国家，半开化的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以及文明的欧美各国，并主张日本要以欧洲文明为目标。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福泽还在《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一文中露骨地写道，“倘若支那人鉴于此次失败，领悟到文明的力量多么可畏，从而将四百余州的腐云败雾荡涤一空，而迎来文明日新的曙光，付出一些代价也值”；他们应当“对文明引导者的日本人感恩戴德，行三叩九拜之礼”。⑤这充分暴露了福泽所信奉的“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和价值准则。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华理论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大东合邦论”和“侵略有利健康论”。前者由日本政治运动家樽井藤吉提出。与福泽的“脱亚论”不同，樽井提出了“兴亚”或“振亚”的主张。其实早在1893年，樽井就在《大东合邦论》中指出东亚为一个“种族”，认为同一“种族”之间需要“亲和”，应在“亲和”基础上结成“大东合邦”。为配合日本对外扩张，他又进一步提出“亚细亚连带论”，即同朝鲜合邦、同中国合纵，认为中日合作对抗西方才是“大东合邦”的真实目的。这种建立在种族主义基础之上，用儒家教化和德治思想包装起来的具有“怀柔形态”的侵华理论，与佐藤、吉田和福泽等人的“武力侵华”论相辅相成，构成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两种理论形态。⑥ “侵略有利健康论”提出者是“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内藤湖南。他在1897年所著《泪珠唾珠》中的《学变臆说》中认为：文化传播的路径不是直线而是螺旋状的“提升”。⑦在内藤看来，文明和人一样，也会经历成长、衰老和死亡。当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毒素，需要外来文化来“解毒”。这犹如“五胡之于汉”“蒙元之于宋”“满清之于明”。中华文明能长存不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每当其衰相显露时，总有塞外民族来帮忙“解毒”。因此，“支那之所以能够维持这么长的民族历史，全靠了这屡次袭来的外来民族的侵入”。⑧ 上述言论在抗战时期得到大肆渲染。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用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来证明其侵略行为的“合理性”；而中国学者则为适应抗日救亡的需要，试图从历史的规律中寻找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