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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介《陌生的多樣性》 江宜樺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一般而言，我們認為現代國家的正當性是建立在契約論與憲政主義的基礎 上。契約論表示每個公民都是獨立自主的個體，以平等的地位與他人共同制定群 體生活的規範，並且一視同仁地接受這套規範的權利與義務關係。憲政主義則代 表普遍有效的政治權威之建立，這種權威或者集中於君王身上，或者落實於議會 之中；或者體現於分權制衡的制度，或者保留於完整不可分割的人民整體之中。 憲政主義的政治權威是有限的，但是它的適用範圍是普遍的。它透過權力分立與 法律主治的制度，保障每一個公民基本的自由權利。不管是契約論或憲政主義， 或甚至某些理論家所樂於假設的「全體人民」，它們都是普遍性的概念。在「普 遍」有效的政治權威保障下，「普遍」平等的公民獲得「普遍」法律所規定的「普 遍」權利。但是，如果現代國家根本不以「普遍性」為其預設或追求的目標，那 又會是什麼風貌的憲政主義呢？ 對於這種以「分歧」（diversity ）而非「普遍」為預設的憲政秩序之探討，正 是《陌生的多樣性：歧異時代的憲政主義》一書所致力的主題。詹姆斯‧杜利（James Tully ）是加拿大麥克基爾大學哲學教授，他認為我們一般所談的現代憲政主義 過度側重普遍性與一致性，無法面對文化歧異性的事實，結果產生種種不公不義 的現象。具體而言，有六種要求承認其文化差異性的運動，並沒有在目前的憲政 秩序中得到應有的重視。這六種「文化承認之政治」包括：（一）民族主義運動， （二）帶有文化意涵的跨民族體制（如歐盟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三）長期居 於弱勢地位的少數族群，（四）移民、難民、流亡人士所形成的多元文化呼籲，（五） 女性主義運動，（六）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及土著民族運動。在這些紛雜歧異的 1 運動中，尋求文化承認與爭取某種自治是它們共通的特色。而作者認為，只有當 各種文化特性都得到承認，並且被納入憲政秩序的協議過程與內容中，一個政治 共同體才稱得上符合公平正義，否則便為不義。 以這個標準來看，現代憲政主義的表現是完全不合格的。杜利所指的現代憲 政主義傳統以契約論為其主流，包括普芬道夫、霍布斯、洛克、以迄潘恩、康德、 約翰‧彌勒等。這些思想家以自由平等的個體為其理論出發點，主張現代理性公 民所構成的整體乃是一個蘊含共善概念的主權人民。他們所制定的憲法不同於過 去傳統社會所根據的習俗，而是一種標示人類進步發展的成就。其中最主要的差 別是：古憲法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地方風俗以及法律裁量權，而現代憲法則建立一 套整齊劃一的政治法律制度，以普遍性的權威施加於所有公民之上。對內而言， 現代憲政結束了多元分立的裁量權；對外而言，它以民族國家的姿態與其他各國 並立於平等的國際體系之中。當然同樣重要的，現代憲政也必然採行民主共和體 制。簡單地講，現代憲政主義打造了一個「一致性的帝國」，以一套自認為普遍 有效、超越歷史限制的架構，逐步從西歐地區向全球各地擴張。它沒有耐心去調 適、包容分歧的文化差異，而只想以進步的標準改變、整頓既有的不同規範。 在過去三百多年的歷史裡，這種尋求一致性的帝國主義擴張不僅殘害了非歐 洲地區的古老文明，也扼殺了全球少數民族及原住民的文化尊嚴。以杜利最關心 的北美原住民為例，歐洲人就曾經利用種種令人髮指的藉口，逐步消滅了原住民 的自治權利與文化傳承，譬如「印地安人的財產只限於漁獵採取所得，不包括其 行獵的土地」、「歐洲人與北美原住民的戰爭是自然狀態下的戰爭，前者可視後者 為兇惡殘暴的猛獸般加以宰殺」、「歐洲人帶來繁榮進步，使原住民生活得更好」、 「印地安人的領袖只是軍事將領，不具備歐洲君主所擁有的主權」……。應用類 似的伎倆，歐洲人也壓抑了殖民地的獨立運動、婦女的參政權、以及境內少數族 群所要求的文化承認。追根究底，這都是現代憲政主義語言所造成的後果。而構 成這套憲政主義語言的共犯，除了自由主義之外，還有民族主義（視全體人民分 享同一文化傳統）以及社群主義（主張政治社群必有共善）等。 2 相對於這套現代憲政主義語言，杜利提倡另一種久遭湮沒的「古憲法」傳統。 古憲法傳統也就是普通法傳統，它不僅指涉歐洲歷史中比較寬廣的憲政傳統（如 英國古憲法、輝格主義、以及公民共和主義），也包括世界各地原有的釋憲傳統